右，臣伏见朝奉郎李格从事不苟容，论道不苟合。隐居宜春、长沙之间，以左氏学治《春秋》，能守师法如汉儒，萧然一室，著书忘老。又宣义郎罗孝芬外和中刚，笃志好学。其人早中甲科，自可超取显美而退居岳州平江，安贫事亲，勤约自守。乡闾师其孝行，󲦤绅服其名节。又文林郎贵州书记林勋为《周官》学，著井田书，釐举法义，旁达权宜，其言守经据古，皆可施行。于今饬躬守道，久未试用，累年避地，转走湖广于流离中。得此三人者可肃朝纲，可厉士节，可扶民极，愿赐召擢。今系应诏，同罪保举。

某顿首：去岁卧疾西峰，得王君书，持《春秋》诸说来质，第云宜春先生之学而不详著所自。伏而读之，盖左氏学也。某因为一道三《传》不可偏废、亦难尽遵之意，以应塞王君问。不谓足下近在邻壤，固陋之说遂达听闻，惠然遣信遗以玉音。退省前书，辞不逊避，惕然汗颜，愧德度之有容，重古道而乐异闻，复谆诲之卷卷未悉也，幸甚幸甚。某患近世《春秋》之家辩而不议，己则未有一得而先已薄索前贤之失，而务攻陷之，党同伐异，聚讼交谇，使经益紊，故著《春秋集传疏》，观古今可者载之，其不可者不载而已，未始敢有诋訾，所以尊前修之大业而熄后学之争端也。顷惧王学独守隅方，故不得已有所论刺，然说经而至于辩，斯已过矣。左氏盖有大功于《春秋》，学者蒙泽焉，不当振暴其失。《诗》曰：「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」。今足下为左氏说，如文公纳币之事，宜因其所已言而补其所未言者斯可矣。若必谓《传》有微旨，言礼所以讥文公之非礼，言孝所以刺文公之不孝，则恐方来攻之者众，非所以尊左氏也，是以大义曲其故为作意者。然而名实一离，且使后之学者指其所谓礼者更为非礼，而所谓非礼者复以为礼，纷然无正而经、《传》败矣，虽为作意何益？昔人著书盖各有体，左氏之书品藻万汇，如春风之被草木，英华并发，殆无遗蕴，若乃隐约而眇其指，非左氏体也。微辞讳恶，《春秋》之法，不得以言左氏《左传》之错综诸史，考合殊散，䌷绎深博。以春秋列国数百年萃于一人，则于潜心微言岂能无所不尽，故其为《国语》也，或与《内传》错，则其于经按文公礼娶于三年之外而忘其纳币之非礼，不足怪也。无以救正其阙，则将使世居丧图婚而娶于三年之外，斯以为礼者矣。《春秋》别嫌明微者也，以公纳币为哀心已亡，是以书而出之，讥因丧娶，说者要当推经本指而务著明之；至于娶元妃奉粢盛，使左氏而不言，亦孰以为非礼？若曰善，其以卿纳币而书，是放饭流歠而问无齿，决也非经本指，学者要在通经。今足下之于经意得矣，《传》亦何必多辩？然使《传》必与经合，事皆曲为之说，则《传》将反为经累，是以言之不可不尽。宣公丧娶罪恶已明，妇姜若不去氏，则嫌于齐国无讥，是以明微焉。夫非道义，一介不可与人，齐嫁其女，岂特一介之轻乎，而见其悖礼如是而与之也，《传》曰：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」。律以刑民，故宽无丧者免之以省罪诛。《春秋》谨礼以正国体，不得以律此，凡经一事而再见卒名者甚众，恐难以尊夫人道，《公羊》是也。谓宋伯姬为不足褒，恐与经戾，此甚不可。妇道贵正，伯姬以正死礼，临大难而不变，此为人所不能为者。孔子得之，盖褒嘉之不已而极其哀荣，以为天下万世妇道之表，是文王之风、周公之泽也，恶可以少贬也哉！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内女嫁者何可胜数，而纳币、来媵、致女皆从伯姬得书者，以伯姬重也。昔者召公之所茇舍税驾休憩之地，则南国不忍剪伐其木，此好贤之诚、崇德之义也。孔子即鲁史而修经，其于伯姬之归礼之大者，皆存著而弗刊，使人视履之终而考祥之始，书之重，辞之复，以谓不如是不足以彰其懿铄而极哀荣也。《春秋》褒贬若此者，众顾第弗深考。足下务求贯于沦胥之间，必将有以知之矣。同姓之国求媵则可，异姓之国求媵则不可，此于礼意何说？故啖氏以谓邾、莒嫁女，安得曹氏、己氏之国而求媵之，此善攻也。然辩至于此，恐伤嘉厚，某于此等但不战诸《传》而已，此书勿传可也。《集传》副本顷借岳阳张倅，会其有故罢官，未知携之安归，以来信不可徒返，故录后引附此，庶几概见区区所以作书之意。又有所著《论语》、《法言训故》，比已为人传刻，计未经览，故并以往。丧乱未定，斯文委地，遁迹穷山，无与言者，忽奉足下书疏，如闻威凤之锵鸣朝阳也，欣然不觉报音之已繁。足下取其是而讲去其非，则某之受获厚矣。不宣。

某顿首，再奉书辞，反复前论，益知吾子之服膺大业，锐精至谊，必欲直之于未合，不究不已，斯古朋友之道也，某有望矣。文公之娶，伤孝败礼，前已一二昭析，此得以略。惟是宣公之娶蒙示新说，不可不报。大婚之法，垂文经世，疑者提之，明者定之。宣逆女于元年，录则罪恶自见，此则明定之者，妇姜去氏固为其疑而提之，如书赵盾、归生、公子比、陈乞之罪皆用此。《诗》曰：「日居月诸，照临下土」。夫齐国之士于鲁何有，而国人君夫人之如是者，何也？为其以礼归于我也。今姜归不以礼，则夫人之义缺矣。《春秋》属辞比事，因变生文，白者垩之，赤者赭之，盖法自法，是以缺其氏而著其慝也，此齐惠公之罪也。若曰齐侯捐甥舅之恩，废君臣之义，实使襄仲杀嫡立庶大恶不讥，而讥其嫁女，于有丧者轻重不伦，是不然。《春秋》载事按见而著褒贬，至其谋谟诡秘，事离策籍，则有欲书而不得书者矣。独前子恶之，卒书「大夫如齐」。后子恶之，卒书「大夫如齐」，元年以来交施受谢，见齐之与闻乎故也，著其与闻乎故，则贬在其中。说《春秋》者于此以意逆志可也。曰襄仲、宣伯有罪，当不氏者而氏，以其为公女尊君命也。按《春秋》自庄、闵以来大夫无以不氏贬者，虽有弑父逐君之恶，皆以氏书，则独何为于二子而以其氏立义？至于去氏以尊夫人，则礼未有以存氏为伉、去氏为恭者也。《春秋》朝王聘霸，大夫皆不去氏，夫岂尊王霸也哉，而此何为施于夫人也？避火非犯义也，使弃礼而往，斯犯义矣。《易》有师贞，有旅贞，有君子贞，有女贞，若是者言各有所一也，《易》而守之，则众贞乱，今吾子以宋伯姬守礼无权为不足褒，是以君子贞而变女贞，何异以师贞而责旅贞也？其在《恒》之《大过》曰：「妇人吉，夫子凶」。言其为道异也，故天道变，地道常，君子则有制义行权，女子惟奉义则而已矣。众人之所以为众人者以富贵生，贤人为众人之所不能为，故众人爱其生而贤者爱其礼。伯姬死正而礼防不隳，使人知害有可避而不避，礼有易犯而不犯，以为则天下而垂光后世，彼其志必以是为贤于其生也，是以行之而无难。君子若以为伯姬之年已老，可以无嫌于此，则汉唐吕、武之乱，岂其少与？是以先王制礼一之不异其度也，若以情言，以暂舍礼为轻，以得全生为重，是不遵先王之制，毁天下万世之共宝而利一己也。《春秋》重变礼，凡情之所便而礼有禁，此众人之所易踰，而《春秋》之所特谨也。不然，以许易祊，岂不两利人国而必不可与？族姻之国皆有侄娣，所谓以侄娣从者，非必同姓有也。虽当千八百诸侯之时，列国安知悉同姓，况至叔季，列国仅存，安得必责同姓之媵，然后女可嫁哉！无同姓媵乃可，甥舅媵之，此于礼文无见，又于礼意无说，恐难据也。经之难明久矣，不有刻难则思索不深，不总群疑则论说不究，故非得直谅多闻之友无以济此远业。愿吾子虚心以思，极意而言，则某也受赐矣。

八月七日，左迪功郎、监潭州南岳庙臣朱熹谨昧死再拜，上书于皇帝阙下：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区夏，受命中兴，忧勤恭俭，三十六年，春秋未高，方内无事，乃深惟天下国家之至计，一旦而举四海之广、天位之尊，断自宸衷，传之圣子。皇帝陛下恭承慈训，应期御历，爰初践阼，曾未几何，而设施注措之间，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，新而又新，曾靡虚日，其规摹固已宏远矣。然犹且谦冲退托，不以圣智自居，首下明诏，以求直言。此尤足以见帝王之高致，知为治之先务也，天下幸甚！臣窃伏草茅，深自惟念，天下之大，不为无人，忠言嘉谟、崇论谹议计已日陈于陛下之前，尚恐不足仰望清光，无以少备采择，况臣之愚，虽欲效其区区，岂能有补于万分之一哉？又惟即位求言，累圣相承，以为故事，则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备故事而已耶，抑真欲博尽群言，以冀万一之助也。臣诚愚昧，不知所出，然爱君尊主，出于犬马之诚，有不能自已者，故昧死言之，惟陛下留听。臣伏读诏书，有曰「朕躬有过失，朝政有阙遗，斯民有戚休，四海有利病，并许中外士庶直言极谏」者。臣窃以陛下潜德宫府，几三十年，不迩声色，不殖货利，无一物之嗜好形于宴私，无一事之过失闻于中外，昧爽而朝，严恭寅畏，仁孝之德，孚于上下。所以大系群生之仰望，浚发太上之深慈，以至于膺受付托，奄有万方者，其必有以致之矣。然则圣躬之过失，臣未之闻也。今者临御未几而延登故老，召用直臣，抑侥倖以正朝纲，雪冤愤以作士气，贡奉之私不输于内帑，恭俭之德日闻于四方，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，所患而未去者，以次罢行，几无遗恨。然则朝政之阙遗，臣亦未之闻也。至于斯民之戚休，四海之利病，则有之矣。然臣屏伏闽陬，十有馀年，足迹未尝及乎四方，其见闻所及之一二，内自隐度，皆非今日所宜道于陛下之前者，不敢毛举，以溷圣听。至若阴拱噤默，终不为陛下一言，则又非臣之所敢安也。臣闻召公之戒成王曰：「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，自贻哲命」。孟子之言亦曰：「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」。方今天命之眷顾方新，人心之蕲向方切，此亦陛下端本正始、自贻哲命之时，因时顺理、乘势有为之会也。又况陛下圣德隆盛，天下之人传诵道说，有年于兹。今者正位宸极，万物咸睹，其心盖皆以非常之事、非常之功望于陛下，不但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。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复，宗庙之雠耻未除，戎虏之奸谲不常，生民之困悴已极。方此之时，陛下所以汲汲有为，以副生灵之望者，当如何哉！然则今日之事，非独陛下不可失之时，抑国家盛衰治乱之机，庙社安危荣辱之兆，亦皆决乎此矣。盖陛下者，我宋之盛主，而今日者，陛下之盛时。于此而不副其望焉，则祖宗之遗黎裔胄不复有所归心矣，可不惧哉！可不惧哉！臣愚死罪，窃以为圣躬虽未有过失，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。朝政虽未有阙遗，而脩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。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，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。盖学不讲则过失萌矣，计不定则阙遗大矣，本不端则末流之弊不可胜言矣。臣请得为陛下详言之。臣闻之，尧、舜、禹之相授也，其言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」。夫尧、舜、禹，皆大圣人也，生而知之，宜无事于学矣。而犹曰精，犹曰一，犹曰执者，明虽生而知之，亦资学以成之也。陛下圣德纯茂，同符古圣，生而知之，臣所不得而窥也。然窃闻之道路，陛下毓德之初，亲御简策衡石之程，不过讽诵文辞、吟咏情性而已。比年以来，圣心独诣，欲求大道之要，又颇留意于老子、释氏之书。疏远传闻，未知信否。然私独以为若果如此，则非所以奉承天锡神圣之资而跻之尧舜之盛者也。盖记诵华藻，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；虚无寂灭，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。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，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，使事物之过乎前者，义理所存，纤微毕照，瞭然乎心目之间，不容毫发之隐，则自然意诚心正，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，若数一二、辨黑白矣。苟惟不学，与学焉而不主乎此，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，虽有聪明睿智之资，孝友恭俭之德，而智不足以明善，识不足以穷理，终亦无补乎天下之治乱矣。然则人君之学与不学，所学之正与不正，在乎方寸之间，而天下国家之治不治，见乎彼者如此其大，所系岂浅浅哉！《易》所谓差之毫釐，缪以千里，此类之谓也。盖致知格物者，尧舜所谓精一也。正心诚意者，尧舜所谓执中也。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，惟此而已。至于孔子集厥大成，然进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，故退而笔之以为六经，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。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，尤详且明者，则今见于戴氏之记，所谓《大学》篇者是也。故承议郎程颢与其弟崇政殿说书颐近世大儒，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，皆以为此篇乃孔氏遗书，学者所当先务，诚至论也。臣愚伏愿陛下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，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，少留圣意于此遗经，延访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诸左右，以备顾问，研究充扩，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，然后知体用之一原，显微之无间，而独得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所传矣。于是考之以六经之文，监之以历代之迹，会之于心，以应当世无穷之变，以陛下之明圣而所以浚其源、辅其志者如此其备，则其所至，岂臣愚昧所能量哉！然臣非知道者，凡此所陈，特其所闻于师友之梗概端绪而已。陛下由是讲学而自得之，则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。惟陛下深留圣意毋忽，则天下幸甚！臣又闻之，为天下国家者，必有一定不易之计，而今日之计不过乎脩政事、攘夷狄而已矣，非隐奥而难知也。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，以讲和之说疑之也。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雠，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。而或者犹为是说者，其意必曰：今本根未固，形势未成，进未有可以恢复中原之策，退未有可以备禦冲突之方，不若縻以虚礼，因其来聘，遣使报之，请复土疆，示之以弱，使之优游骄怠，未遽谋我，而我得以其间从容兴补而大为之备。万一天意悔祸，或诱其衷，则我之所大欲者，将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，何惮而不为哉？臣窃以为知义理之不可为矣，而犹为之者，必以有利而无害故也。而以臣策之，所谓讲和者，有百害无一利，何苦而必为之？夫复雠讨贼、自彊为善之说见于经者，不啻详矣。陛下聪明稽古，固不待臣一二言之，请姑陈其利害而陛下择焉。夫议者所谓本根未固，形势未成，进不能攻，退不能守，何为而然哉？正以有讲和之说故也。此说不罢，则天下之事无一可成之理。何哉？进无生死一决之计，而退有迁延可已之资，则人之情虽欲勉彊自力于进为，而其气固已涣然离沮而莫之应矣。其守之也必不坚，其发之也必不勇，此非其志之本然，气为势所分，志为气所夺故也。故今日讲和之说不罢，则陛下之励志必浅，大臣之任责必轻，将士之赴功必缓，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，以听上之所欲为。然则本根终欲何时而固，形势终欲何时而成，恢复又何时而可图，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？其不可冀明矣。若曰以虚礼縻之，则彼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馀，诚有谋我之心，则岂为区区之虚礼而骄？诚有兼我之势，则亦岂为区区之虚礼而辍哉？若曰示之以弱，则是披腹心、露情实而示之以本然之弱，非强而示之弱之谓也。适所以使之窥见我之底蕴，知我之无谋而益无忌惮耳。纵其不来，我恃此以自安，势分气夺，日复一日，如前所云者，虽复旷日十年，亦将何计之可成哉？则是所以骄敌者，乃所以启敌而自骄；所以缓寇者，乃所以养寇而自缓。为虏计则善矣，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。且彼盗有中原，岁取金币，据全盛之势以制和与不和之权，少懦则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动，力足则大举深入而我不及支。盖彼以从容制和而其操术常行乎和之外，是以利伸否蟠而进退皆得。而我方且仰首于人，以听和与不和之命，谋国者惟恐失虏人之驩，而不为久远之计，进则失中原事机之会，退则沮忠臣义士之心。盖我以汲汲欲和而志虑常陷乎和之中，是以跂前疐后而进退皆失。自宣和、靖康以来，首尾三四十年，虏人专持此计，中吾腹心，决策制胜，纵横前却，无不如其意者。而我堕其术中，曾不省悟，危国亡师，如出一辙。去岁之事，人谓朝廷其知之矣，而解严未几，虏使复至。彼何惮于我而遽为若是？是又欲以前策得志于我。而我犹不悟也，受而报之，信节未还而海州之围已急矣。此其包藏反覆，岂易可测？而议者犹欲以已试败事之馀谋当之，其亦不思也哉！至于请复土疆而冀其万一之得，此又不思之大者。夫土疆，我之旧也，虽不幸沦没，而岂可使彼仇雠之虏得以制其予夺之权哉？顾吾之德之力如何耳。我有以取之，则彼将不能有而自归于我；我无以取之，则彼安肯举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与我哉？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，则我弱彼强，不较明矣。纵其与我，我亦岂能据而有之？彼有大恩，我有大费，而所得者未必坚也。向者燕、云、三京之事可以监矣。是岂可不为之寒心也哉？假使万有一而出于必不然之计，彼诚不我欺而不责其报，我必能自保而永无他虞，则固善矣。然以堂堂大宋，不能自力以复祖宗之土宇，顾乃乞丐于仇雠之戎狄以为国家，臣虽不肖，窃为陛下羞之。夫前日之遣使报聘，以是为请，既失之矣。及陛下嗣位，天下之望曰庶几乎，而赦书下者，方且禁切诸将毋得进兵，申遣使介，告谕纂承之意，继脩和好之礼，亦若有意于和议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复者。远近传闻，顿失所望。臣愚不能识其何说，而窃叹左右者用计之不详也。古语有之，疑事无功，疑行无名。今虏以好来而兵不戢，我所以应之者常不免出于两涂而无一定之计，岂非所谓疑事也哉？以此号令，使观听荧惑，离心解体，是乃未攻而已却、未战而已败也。欲以此成恢复之功，亦已难矣。然失之未远，易以改图，往者不可谏，而来者犹可追也。愿陛下畴咨大臣，总揽群策，鉴失之之由，求应之之术，断以义理之公，参以利害之实，罢黜和议，追还使人，苟未渡淮，犹将可及。自是以往，闭关绝约，任贤使能，立纪纲，厉风俗，使吾脩政事、攘夷狄之外，了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，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，然后将相军民、远近中外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必于复雠启土而无玩岁愒日之心，更相激厉，以图事功。数年之外，志定气饱，国富兵强，于是视吾力之强弱，观彼衅之浅深，徐起而图之，中原故地不为吾有，而将焉往？此不过少迟数年之久，而理得势全，名正实利，其与讲和请地、苟且侥倖必不可成之虚计，不可同年而语也明矣。惟陛下深留圣意毋忽，则天下幸甚！至于四海之利病，臣则以为系于斯民之戚休；斯民之戚休，臣则以为系乎守令之贤否。然而监司者，守令之纲也；朝廷者，监司之本也。欲斯民之皆得其所，本原之地，亦在乎朝廷而已。陛下以为今日之监司奸赃狼籍，肆虐以病民者谁？则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乎？其既失势者，陛下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矣，尚在势者，岂无其人？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。然则某事之利为民之休，某事之病为民之戚，陛下虽欲闻之，亦谁与奉承而致诸民哉？臣以为惟以正朝廷为先务，则其患可不日而自革。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。盖前日所号召数君子者，皆天下所谓忠臣贤士也。所以正朝廷之具，岂有大于此者哉！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，以亮天工；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，以熙庶绩。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，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。又使之各举所知，布之列位，以共图天下之事，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，亲而否者虽迩必弃。毋主先入，以致偏听独任之讥；毋笃私恩，以犯示人不广之戒。进退取舍，惟公论之所在是稽，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。监司得其人，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。郡守得其人，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。重其任以责其成，举其善而惩其恶，夫如是，则事之所谓利，民之所谓休，将无所不举；事之所谓病，民之所谓戚，将无所不除，又何足以劳圣虑哉？苟惟不然，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诏，明日行一事，欲以惠民而适增其扰者有之，欲以兴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，纷纭丛脞，既非君道所宜，宣布奉行，徒为观听之美而已，则亦何补之有？况今旱蝗四起，民食将乏，图所以宽赋役、备赈赡、业流逋、销盗贼之计，尤在于守令之得其人，而其本原之地，则又有在。愿陛下深留圣意毋忽，则天下幸甚！盖天下之事至于今日，无一不弊而不可以胜陈。以献言者之众，则或已能略尽之矣。然求其所谓要道先务而不可缓者，此三事是也。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，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，任贤所以脩政而经纬乎其中，天下之事无出乎此者矣。伏惟陛下因此初政，端本正始、自贻哲命之时，因时顺理、乘势有为之会，于此三言深加察纳，果断力行，以幸天下，则夫所谓不可胜陈之事，凡见于议者之言，而合乎义理之公，切于利害之计者，自然循次及之，各得其所。若其不然，虽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，虽有致治之方而为之不得其序，一旦恭俭劳苦，忧勤过甚，有所不堪而不见其效，则亦终于因循怠惰而无所成矣，岂天下之人所以延颈举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！至于是时，虽欲悔之，臣恐其倍劳圣虑而成效不可期也。又况旱蝗之灾环数千里，陛下始初清明，行谊未过，而天戒赫然，若此其甚，其必有说矣。臣愚窃以为此乃天心仁爱陛下之厚，不待政过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启圣心，使盛德大美始终纯全，无可非间，如商中宗、周宣王因灾异而脩德，以致中兴也。是宜于此三术屡省而亟图之，以顺民心，以答天意。以陛下之圣明，必将有以处此。愚臣所虑，独患议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，以为其间不免有所更张，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，陛下所不宜为，以咈亲志。臣窃以为误矣。恭惟太上皇帝至公无心，合德天地，临御三纪，艰难百为，其用人造事，皆因时循理，以应事变，未尝胶于一定之说。先后始末之不同，如春秋冬夏之变，相反以成岁功，存神过化，而无有毫发私意凝滞于其间。其所以能超然远引，屣脱万乘而不以为难者，由是而已。本其传位陛下之志，岂不以陛下必能缉熙帝学，以继迹尧禹乎？岂不以陛下必能复雠启土，以增光祖宗乎？岂不以陛下必能任贤脩政，以惠康小民乎？诚如是也，则臣之所陈，乃所以大奉太上诒谋燕翼之圣心，而助成陛下尊亲承志之圣孝也。议者顾欲守一时偶然之迹，一二以循之，以是为太上皇帝之本心，则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语天地变化之神也，岂不误哉！且古者禅授之懿，莫如尧舜之盛，而舜承尧禅，二十有八年之间，其于礼乐刑政，更张多矣。其大者，举十六相，皆尧之所未举；去四凶，皆尧之所未去。然而舜不以为嫌，尧不以为罪，天下之人不以为非，载在《虞书》，孔子录之以为大典，垂万世法。而况臣之所陈，非欲尽取太上皇帝约束纷更之也，非贵其所贱，贱其所贵而悉更置之也，因革损益，顾义理如何尔，亦何不可？而陛下何嫌之有哉？愿早图之，以幸天下，毋疑于臣之计也。若夫战守之机，形制之势，则臣未之学，不敢妄有所陈。然窃闻之，上流督帅物望素轻，黜陟失宜，效于已试；下流戍兵直弃淮甸，长江之险，与虏共之。斯乃古今之所共忧，愚智之所同惑。臣虽鄙闇，亦窃疑之。况今秋气已高，虏情叵测，传闻汹汹，咸谓或当复有去岁之举。虽虚实未可知，然是二者实彊弱安危形势所系，呼噏俯仰之间，未足以喻其急也。愿陛下并留圣意，臣不胜大愿！臣凡愚不学，顷岁冒昧群试有司，太上皇帝赐之末第，获叨官禄。既又误听人言，猥加收召，适以疾病留落不前。今则血气益衰，精神益耗，屏居山田，未知所以仰报大恩之日。敢因明诏，罄竭愚衷，昧死献书以闻。迂疏狂妄，不识忌讳，忤犯贵近，切劘事机，罪当万死。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。干冒天威，臣无任震惧兢惶、俯伏待罪之至。臣熹昧死再拜。

学而时习之。

程子曰：「时复䌷绎（本文作「思绎」，今此所引改「思」为「䌷」，不知何说。）」。学者之于义理，当时䌷绎其端绪而涵泳之也（「学而时习之」，此是《论语》第一句。句中五字，虽有虚实轻重之不同，然字字皆有意味，无一字无下落。读者不可以不详，而说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。「学」之为言效也，以己有所未知，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；以己有所未能，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谓也。「而」者，承上起下之辞也。「时」者，无时而不然也。「习」者，重复温习也。「之」者，指其所知之理、所能之事而言也。言人既学矣，而又时时温习其所知之理、所能之事也。盖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，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。学而不习，则虽知其理、能其事，然亦生涩危殆而不能以自安。习而不时，则虽曰习之，而其功夫间断，一暴十寒，终不足以成其习之之功矣。圣言虽约，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无穷盖如此。凡为解者，虽不必如此琐细剖析，然亦须包含得许多意思，方为完备。今详所解，于「学而」两字全然阔略，而但言䌷绎义理，以解时习之意。夫人不知学，其将何以知义理之所在而䌷绎之乎？且必曰「䌷绎义理之端绪而涵泳之」，又似义理之中别有一物为之端绪，若茧之有丝，既䌷绎出来，又从而涵泳之也。语意烦扰，徒使学者胸中扰扰，拈一放一，将有揠苗助长之患，非所以示人入德之方也。）。说者，油然内慊也（程子但言浃洽于中则说，虽不正解「说」字，而「说」字之意已分明。今既述程语，而又增此句，似涉重复。且慊者，行事合理而中心满足之意，施之于此，似亦未安。）。

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

自孝弟而始，为仁之道，生而不穷（按有子之意，程子之说，正谓事亲从兄，爱人利物，莫非为仁之道。但事亲从兄者本也，爱人利物者末也。本立然后末有所从出，故孝弟立而为仁之道生也。今此所解，语意虽高而不亲切。）。其爱虽有差等，而其心无不溥矣（此章「仁」字正指爱之理而言耳，《易传》所谓「偏言则一事」者是也。故程子于此，但言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，乃著实指事而言。其言虽近，而指则远也。今以心无不溥形容，所包虽广，然恐非本旨，殊觉意味之浮浅也。）。

巧言令色。

若夫君子之修身，谨于言语容貌之间，乃所以体当在己之实事，是求仁之要也（此意甚善，但恐须先设疑问以发之，此语方有所指。今无所发端而遽言之，则于经无所当，而反乱其本意矣。如《易传》中发明经外之意，亦必设为问答以起之。盖须如此，方有节次来历，且不与上文解经正意相杂。而其抑扬反覆之间，尤见得义理分明耳。）。

为人谋而不忠。

处于己者不尽也（「处」字未安。）。

道千乘之国。

信于己也（「己」字未安。），自使民以时之外（此句无所当，恐是羡字。）。

毋友不如己者。

不但取其如己者，又当友其胜己者（经但言毋友不如己者，以见友必胜己之意。今乃以「如己」、「胜己」分为二等，则失之矣。而其立言造意，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。解中此类甚多，恐非小病也。）。

慎终追远。

慎，非独不忘之谓，诚信以终之也。追，非独不忽之谓，久而笃之也（以「慎」为不忘，「追」为不忽，若旧有此说，则当引其说而破之。若初无此说，则此两句亦无所当矣。且下文两句所解亦未的当。）。凡事如是，所以养德者厚矣（慎终追远，自是天理之所当然，人心之所不能已者。人能如此，则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。今下一「养」字，则是所以为此者，乃是欲以养德，而其意不专于慎终追远矣。）。厚者德之聚，而恶之所由以消靡也（此语于经无当，于理未安。）。

父在观其志。

志欲为之而有不得行，则孝子之所以致其深爱者可知（此章旧有两说，一说以为为人子者父在则能观其父之志而承顺之，父没则能观其父之行而继述之，又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则可谓孝矣。一说则以为欲观人子之贤否者，父在之时，未见其行事之得失，则但观其志之邪正。父没之后，身任承家嗣事之责，则当观其行事之得失。若其志与行皆合于理，而三年之间又能无改于父之道，则可谓孝矣。此两说不同，愚意每谓当从前说，文势为顺。若如后说，则上文未见志行之是非，不应末句便以「可谓孝矣」结之也。今详此解盖用后说，然谓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见其深爱，则又非先儒旧说之意矣。经文但有一「志」字，乃是通邪正得失而言，如何便见得独为志欲为之而不得行，又何以见夫致其深爱之意耶？）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志哀而不暇它之问也。又曰：三年无改者，言其常也，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（此句之说，惟尹氏所谓「孝子之心有所不忍」者最为悫实。而游氏所谓「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」者，斟酌事理尤得其当。此解所云「志哀而不暇它之问」者，盖出谢氏之说，其意非不甚美，然恐立说过高，而无可行之实也。盖事之是非可否日接于耳目，有不容不问者。君子居丧，哀戚虽甚，然视不明，听不聪，行不正，不知哀者，君子病之，则亦不应如是之迷昧也。所谓「可以改而可以未改」者，则出于游氏之说，然又失其本指。盖彼曰「在所当改」，则迫于理而不得不然之辞也。今曰「可以改」，则意所欲而冀其或可之辞也。二者之间，其意味之厚薄相去远矣。又此经所言，亦为人之父不能皆贤，不能皆不肖，故通上下而言，以中人为法耳。今解又云「三年无改者，言其常也」，似亦非是。若言其常，则父之所行，子当终身守之可也，岂但以三年无改为孝哉？）。

信近于义。

恭谓貌恭。又曰：恭而过于实，适所以招耻辱（恭不近礼谓之无节而过卑则可谓之貌恭，而过实，则失之矣。且貌恭而过实，亦非所以取耻辱也。）。言而不可复则不可行，将至于失其信矣。或欲守其不可复之言，则逆于理而反害于信矣（此数句似不分明，恐未尽所欲言之曲折也。窃原本意盖曰欲其言之信于人，而不度于义者，复之则害于义，不复则害于信，进退之间，盖无适而可也。故君子欲其言之信于人也，必度其近于义而后出焉，则凡其所言者，后无不可复之患矣。恐须如此说破，方分明也。）。

就有道而正焉。

异世而求之书（本文未有此意，恐不须过说。或必欲言之，则别为一节而设问以起之可也。）。

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

进于善道，有日新之功，其意味盖无穷矣（此语不实。）。

《诗》三百。

其言皆出于恻怛之公心，非有它也（「恻怛」与「公心」字不相属。「非有它也」，乃嫌于有它而解之之辞，然亦泛矣。《诗》发于人情，似无有它之嫌。若有所嫌，亦须指言何事，不可但以「有它」二字概之也。）。

无违。

生事之以礼，以敬养也。死葬之以礼，必诚必信也。祭之以礼，致敬而忠也（专言敬则爱不足，专言诚信则文不足。「忠」字尤所未晓，然致敬而忠，恐亦未足以尽祭礼。大率圣人此言至约而所包极广，条举悉数，犹恐不尽，况欲率然以一言该之乎？）。

十世可知。

若夫自嬴秦氏废先王之道，而一出于私意之所为，有王者作，其于继承之际，非损益之可言，直尽因革之宜而已（此一节立意甚偏而气象褊迫，无圣人公平正大、随事顺理之意。且如此说，则是圣人之言不足以尽古今之变，其所谓百世可知者，未及再世而已不验矣。尝究此章之指，惟古注马氏得之。何晏虽取其说，而复乱以己意，以故后来诸家祖习其言，展转谬误，失之愈远。至近世，吴才老、胡致堂始得其说，最为精当。吴说有《续解》、《考异》二书，而《考异》中此章之说为尤详，愿试一观，或有取焉。大抵此二家说其它好处亦多，不可以其后出而忽之也。）。

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

无其鬼神，是徒为谄而已（圣人之意，罪其祭非其鬼之为谄，而不几其祭无其鬼之徒为谄也。谄自恶德，岂论其有鬼无鬼、徒与不徒也哉？）。

《韶武》。

圣人之心初无二致，揖逊征伐，时焉而已（此理固然，但此处解「美善」两字而为此说，似以舜武心皆尽美，而武王之事有未尽善，则「美」字反重而「善」字反轻，为不伦耳。盖美者声容之盛，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。善者致美之实，以其德与事而言也。然以德而言，则性之反之虽有不同，而成功则一。以事而言，则揖逊征伐虽有不同，而各当其可。则圣人之心，亦未尝不同也。）。

仁者能好人恶人。

仁者为能克己（此语似倒，恐当正之。）。

无终食之间违仁。

无终食之间违仁，是心无时而不存也。造次颠沛必于是，主一之功也（此二句指意不明，语脉不贯。初窃疑其重复，既而思之，恐以上句为成德之事，下句为用功之目。若果如此，则当改下句云：「所以存其心也」，乃与上文相应，庶读者之易晓。然恐终非圣人之本意也。）。

无适无莫。

或曰：异端无适无莫而不知义之与比，失之矣。夫异端之所以不知义者，正以其有适有莫也（异端有适有莫，盖出于程子之言。然讥其无适莫而不知义，亦谢氏之说。言虽不同，而各有所指，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。若论先后，则正以其初无适莫而不知义，故徇其私意以为可否，而反为有适有莫。既有适莫，故遂不复求义之所在，而卒陷于一偏之说也。）。

求为可知。

若曰使己有可知之实，则人将知之，是亦患莫己知而已，岂君子之心哉（此说过当。若曰「所谓求为可知者，亦曰为其所当为而已，非谓务皎皎之行以求闻于人也」，则可矣。）？

一以贯之。

道无不该也，有隐显内外本末之致焉。若无隐显内外本末之致，则所谓一贯者，亦何所施哉（此意甚善，然其辞则似生于辨论反覆之馀者。今发之无端，则无所当而反为烦杂。若曰「圣人之心于天下事物之理无所不该，虽有内外本末隐显之殊，而未尝不一以贯之也」，则言顺而理得矣。）？

欲讷于言。

言欲讷者畏天命，行欲敏者恭天职（言行自当如此，不必为畏天命、恭天职而然。今若此言，则是以言行为小，而必称天以大之也。且言行之分亦未稳当，行之欲敏，独非畏天命耶？）。

昼寝。

知抑精矣（「抑」字恐误。）。

臧文仲。

世方以小慧为知（小慧似非所以言臧文仲。）。

季文子。

非诚其思（此语未善。）。

颜渊季路侍。

为吾之所当为而已，则其于劳也奚施（「施劳」，旧说皆以「施」为「勿施于人」之「施」，「劳」者，劳辱之事。今如此说，语不分明。子细推寻，似亦以「施」为夸张之意，「劳」为「功劳」之「劳」，其意虽亦可通，但不知「施」字有如此用者否耳。必如此说，更须子细考證，说令明白乃佳。）？存乎公理（此句亦未善。）。

质胜文则野。

失而为府史之史，宁若为野人之野乎（此用杨氏「与其史也，宁野」之意，然彼亦以为必不得已而有所偏胜，则宁若此耳。今解乃先言此，而又言矫揉就中之说，则既曰「宁为野人之野」矣，又何必更说「修勉而进其文」乎？文理错杂，前后矛盾，使读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。恐当移此于矫揉就中之后，则庶乎言有序而不悖也。）？

人之生也直。

罔则昧其性，是冥行而已矣（此说似好，然承上文「直」字相对而言，则当为欺罔之罔。）。

中人以下。

不骤而语之以上，是亦所以教之也（孟子言「不屑之教诲，是亦教诲之」，盖为不屑之教诲，已是绝之而不复教诲，然其所以警之者，亦不为不至，故曰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。所谓「亦」者，非其正意之辞也。若孔子所言「中人以下未可语上」，而不骤语之以性与天道之极致，但就其地位，告之以切己著实之事，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，非若不屑之教诲，全不告语，而但弃绝以警之也。今曰「是亦教诲之也」，则似教人者不问其人品之高下，必尽告以性与天道之极致，然后始可谓之教诲。才不如此，便与绝而不教者无异。此极害理，非圣门教人之法也。且著此一句，非惟有害上文之意，觉得下文意思亦成躐等，气象不佳。试思之。若但改云：「不骤而语之以上，是乃所以渐而进之，使其切问近思而自得之也」，则上下文意接续贯通，而气象无病矣。此所撰《集注》已依此文写入矣。）。

敬鬼神而远之。

远而不敬，是诬而已（「诬」字未安。）。

知仁动静/知之体动而静在其中，仁之体静而动在其中（此义甚精，盖周子太极之遗意，亦已写入《集注》诸说之后矣。但在此处读之，觉得有急迫之病，略加曲折，别作一节意思发明乃佳。大抵此解之病在于太急迫而少和缓耳。）。

子见南子。

过卫国，必见寡小君（孔子居卫最久，不可但言过卫。见小君者，礼之当然，非特卫国如此也。）。夫子听卫国之政，必自卫君之身始（此理固然，然其间似少曲折，只如此说，则亦粗暴而可畏矣。试更思之，若何？）。

博施济众。

不当以此言仁也。仁之道不当如此求也（但言不当，而不言其所以不当之故，不足以发圣人之意。）。先言仁者，而后以仁之方结之（立人达人，仁也，能近取譬，恕也，自是两事，非本一事而先言后结也。）。

述而不作。

圣人所以自居者，平易如此（「平易」二字说不著。）。老彭孔子事同，而情性功用则异（孔子贤于尧舜，非老彭之所及，人皆知之，自不须说。但其谦退不居而反自比焉，且其辞气极于逊让，而又出于诚实如此，此其所以为盛德之至也。为之说者，正当于此发其深微之意，使学者反复潜玩，识得圣人气象，而因以消其虚骄傲诞之习，乃为有力。今但以「平易」二字等闲说过，而于卒章忽为此论，是乃圣人鞠躬逊避于前，而吾党为之攘袂扼腕于后也。且无乃使夫学者疑夫圣人之不以诚居谦也乎哉？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，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，为病亦不细也。）。

默而识之。

默识非言意之所可及，盖森然于不睹不闻之中也。又云：世之言默识者，类皆想像亿度，惊怪恍惚，不知圣门实学贵于践履，隐微之际，无非真实（默识只是不假论辨而晓此事理，如侯子辨总老之说是已。盖此乃圣人之谦词，未遽说到如此深远处也。且此说虽自践履言之，然其词气，则与所谓惊怪恍惚者亦无以相远矣。）。

子之燕居。

圣人声气容色之所形，如影之随行（声气容色不离于形，同是一物。影之于形，虽曰相随，然却是二物。以此况彼，欲密而反疏矣。且众人声气容色之所形，亦其有于中而见于外者，岂独圣人为然哉？）。

志于道。

艺者所以养吾德性而已（上四句解释不甚亲切，而此句尤有病。盖艺虽末节，然亦事理之当然，莫不各有自然之则焉。曰「游于艺」者，特欲其随事应物，各不悖于理而已。不悖于理，则吾之德性□固得其养，然初非期于为是以养之也。此解之云，亦原于不屑卑近之意，故耻于游艺而为此说以自广耳。又按张子曰：「艺者，日为之分义也。」详味此句，便见得「艺」是合有之物，非必为其可以养德性而后游之也。）。

自行束脩以上。

辞气容色之间，何莫非诲也，固不保其往尔（「诲」字之意，恐未说到辞气容色之间，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。盖「吾无隐乎尔」，乃为二三子以为有隐而发，「不保其往」，乃为门人疑于互乡童子而发，皆非平日之常言，不应于此无故而及之也。若以礼来者不以一言告之，而必俟其自得于辞气容色之间，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，则非圣人物来顺应之心矣。此一章之中而说过两节意思，尤觉气迫而味短也。）。

愤悱。

愤则见于辞气，悱则见于颜色（此两字与先儒说正相反，不知别有据否？）。

子谓颜渊。

其用也岂有意于行之？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（圣人固无意必，然亦谓无私意期必之心耳。若其救时及物之意皇皇不舍，岂可谓无意于行之哉？至于舍之而藏，则虽非其所欲，谓舍之而犹无意于藏，则亦过矣。若果如此，则是孔颜之心漠然无意于应物，推而后行，曳而后往，如佛老之为也。圣人与异端不同处正在于此，不可不察也。程子于此但言「用舍无与于己，行藏安于所遇」者也。详味其言中正微密，不为矫激过高之说，而语意卓然，自不可及，其所由来者远矣。程子又云：「乐行忧违，忧与乐皆道也，非己之私也」，与此相似，亦可玩味。）？

子行三军则谁与。

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，岂独可行三军而已哉（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本为行三军而发，故就行三军上观之，尤见精密。盖圣人之言虽曰无所不通，而即事即物，毫釐之间，又自有不可易处。若如此解之云，是乃程子所诃「终日乾乾，节节推去」之病矣。）？

子所雅言。

性与天道，亦岂外是而它得哉（固是如此，然未须说。）？

子不语。

语乱则损志（「损志」二字未安。）。

弋不射宿。

不忍乘危（「乘危」二字未安。）。

奢则不孙。

圣人斯言，非勉学者为俭而已（圣人深恶奢之为害，而宁取夫俭之失焉，则其所以勉学者之为俭，其意切矣。今为此说，是又欲求高于圣人，而不知其言之过、心之病也。温公谓扬子作《玄》，本以明《易》，非敢别作一书以与《易》竞。今读此书，虽名为说《论语》者，然考其实则几欲与《论语》竞矣。鄙意于此深所未安，不识高明以为如何？）。

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。

形体且不可伤，则其天性可得而伤乎（此亦过高之说，非曾子之本意也。且当著明本文之意，使学者深虑，保其形体之不伤而尽心焉，是则曾子所为丁宁之意也。且天性亦岂有可伤之理乎？）？

孟敬子问之。

将死而言善，人之性则然（此语太略，几不可晓，恐当加详焉。）。动容貌者，动以礼也。正颜色者，正而不妄也。出词气者，言有物也。动容貌则暴慢之事可远，正颜色则以实而近信，出词气则鄙倍之意可远（此说盖出于谢氏，以文意求之，既所未安，而以义理观之，则尤有病。盖此文意但谓君子之所贵乎道者，有此三事，动容貌而必中礼也，正颜色而非色庄也，出词气而能合理也。盖必平日庄敬诚实，涵养有素，方能如此。若其不然，则动容貌而不能远暴慢矣，正颜色而不能近信矣，出词气而不能远鄙倍矣。文势如此，极为顺便。又其用功在于平日积累深厚，而其效验乃见于此，意味尤觉深长。明道、尹氏说盖如此，惟谢氏之说以动、正、出为下功处，而此解宗之。夫经但云「动」，则其以礼与否未可知；但云「正」，则其妄与不妄未可见；但云「出」，则其有物无物亦未有以验也。盖夫子尝言「非礼勿动」，则动容固有非礼者矣。今但曰「动」，则暴慢如何而遽可远乎？又曰「色取仁而行违」，则正色固有不实者矣。今但曰「正」，则信如何而遽可近乎？又曰「出其言不善」，则出言固有不善者矣。今但曰「出」，则鄙倍如何而遽可远乎？此以文义考之，皆所未合。且其用力至浅而责效过深，正恐未免于浮躁浅迫之病，非圣贤之本指也。）。

弘毅。

弘由充扩而成（此句似说不著。）。

民可使由之。

使自得之（此亦但谓使之由之耳，非谓使之知也。）。

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

无所不该而其用则密（只广大便难名，不必言其用之密也。）。

禹吾无间然矣/皆所以成其性耳（禹之所行，皆理之所当然，固是本出于性，然禹亦为其所当为而已，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后为之也。）。

子绝四。

绝而不复萌（此颜子不贰过之事，非所以语孔子，盖此「绝」字犹曰「无」耳。然必言「绝」而不言「无」者，见其无之甚也。）。

颜渊喟然叹曰。

约我以礼，谓使之宅至理于隐微之际（侯氏曰：「博文，致知格物也。约礼，克己复礼也。」其说最善。此解说得幽深，却无意味也。）。必曰「如」者，言其始见之端的者然也（此句亦不可晓。）。

未见好德。

众人物其性（此语未安。盖性非人所能物，众人但不能养其性而流于物耳，性则未尝物也。）。

语之而不惰。

不惰，谓不惰其言也。夫子之言昭然发见于颜子日用之中，此之谓不惰（「惰」字乃怠惰之义，如所解，乃坠堕之义，字自作「堕」，或有通作「堕」者，不作「惰」也。且其为说，又取禅家语堕之意，鄙意于此尤所未安也。）。

衣敝缊袍。

不忮不求之外，必有事焉（此语不可晓。）。

可与共学。

或者指权为反经合道、惊世难能之事（世俗所谓权者，乃随俗习非，偷安茍得，如《公羊》祭仲废君之类耳，正不谓惊世难能之事也。）。

唐棣之华。

《唐棣》之诗，周公诛管、蔡之事（《论语》及《诗》召南作「唐棣」，《小雅》作「常棣」，无作「棠」者。而《小雅》「常」字亦无「唐」音。《尔雅》又云：「唐棣棣，常棣移」，则唐棣、常棣自是两物。而夫子所引，非《小雅》之《常棣》矣。且今《小雅》《常棣》之诗章句联属，不应别有一章如此，盖逸诗尔。《论语》此下别为一章，不连上文，范氏、苏氏已如此说。但以为思贤之诗，则未必然耳。或说此为孔子所删《小雅》诗中之一章，亦无所考。且以文意参之，今《诗》之中当为第几章耶？）。

食饐而餲。

圣人所欲不存，岂有一毫加于此哉（此句不可晓。）？

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

或出三日，则宁不食焉（按经文，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，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尽，而不使有馀者，盖以若出三日，则人将不食而厌弃之，非所以敬神惠也。）。

不可则止。

有不合于正理，则从而止之（按经文意，不可则止，但谓不合则去耳。后篇论朋友处，「不可则止」文意正同。今为此说，穿凿费力，而不成文理，窃所未安。且两句文同，不应指意顿异如此也。）。

点尔何如。

「曾子非有乐乎此也」至「故行有不掩焉也（此论甚高，然反复玩之，则夸张侈大之辞胜，而悫实渊深之味少。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，且如所谓「曾子非有乐乎此也，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耳」，只此一句，便自有两重病痛。夫谓「曾子非有乐乎此」，此本于明道先生「箪瓢陋巷非有可乐」之说也。然颜曾之乐虽同，而所从言之则异，不可不察也。盖箪瓢陋巷实非可乐之事，颜子不幸遭之，而能不以人之所忧改其乐耳。若其所乐，则固在夫箪瓢陋巷之外也。故学者欲求颜子之乐，而即其事以求之，则有没世而不可得者，此明道之说所以为有功也。若夫曾皙言志，乃其中心之所愿而可乐之事也。盖其见道分明，无所系累，从容和乐，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，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。明道所谓「与圣人之志同，便是尧舜气象」者，正指此而言之也。学者欲求曾皙之胸怀气象，而舍此以求之，则亦有没世而不可得者矣。夫二子之乐虽同，而所从言则其异有如此者，今乃以彼之意为此之说，岂不误哉！且夫子之问，欲知四子之所志也。四子之对，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。今于曾皙之言独谓其特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，则是曾皙于夫子之问独不言其平日之所志，而临时信口撰成数句无当之大言，以夸其无所不乐之高也。如此则与禅家拈槌竖拂、指东画西者何以异？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，又何喟然见与之可望乎？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曾皙之意者，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己见，则愚恐其自信太重，视圣贤太轻，立说太高，而卒归于无实也。且所谓「无不得其乐」者，固以人而言之矣，而其下文乃以「天理自然，不可忘助，不可过不及，不可倚著」者释之，则未知其以理而言耶？抑以人言之耶？以理而言，则与上文「得其所乐」之云似不相应；以人而言，则曾皙之心艰危恐迫，倾侧动摇，亦已甚矣，又何以得其所乐而为天理之自然耶？其以为「叙、秩、命、讨，天则所存，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」，则求诸曾皙之言，殊未见此曲折。且此既许之以圣人之事矣，又以为圣门实学存养之地，则是方以为学者之事也。若曰姑以为学者之事而已，而又以为行有所不掩焉，则是又并所谓有养者而夺之也。凡此数节，殊不相应，皆熹之所不能晓者。窃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发明的当，若上蔡之说，徒赞其无所系著之意，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。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，则其杂于老、庄之见，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。凡此说中诸可疑处，恐皆原于此说。窃谓高明更当留意，必如横渠先生所谓「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」者，庶有以得圣贤之本心耳。《论语》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，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。）」。

克己复礼。

「斯言自始学至成德，皆当从事」至「无所见夫克矣（此一节意思似亦因向来以克己为后段事，故有此反复之论。今但如此发之无端，恐亦须设问答以起之。）」。

子帅以正。

其有不率者，则明法敕罚以示之，亦所以教也（理固如此，但此处未应遽如此说，夺却本文正意耳。《易》曰：「明罚敕法」，此倒其文，不知别有意否？）。

直躬。

「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实者」至「几何其不若是哉（此不知所指言者谓何等事，文意殊不明也。）」？

为命。

「虽然」至「言外之意也（恐圣人未有此意，但作今自推说，却不妨耳。）」。

人也。

以其有人之道也（古注云：「犹《诗》所谓伊人」，此说当矣。《庄子》曰：「之人也物莫之伤」，亦与此同。若曰有人之道，极言之则太重，管仲不能当；浅言之则太轻，又非所以语管仲也。）。

孟公绰。

赵、魏老在当时号为家事治者（此句不可晓，恐传本有误字。）。

正谲。

程子曰云云（此解恐当用致堂说，向见伯恭说亦如此。）。

古之学者为己。

所以成物，特成己之推而已（按此为人，非成物之谓。伊川以「求知于人」解之，意可见矣。若学而先以成物为心，固失其序，然犹非私于己者，恐亦非当时学者所及也。吕与叔《中庸序》中亦如此错解了。）。

不逆诈。

孔注文义为顺（按孔注文义极不顺，惟杨氏说得之。「抑」者，反语之词，如云「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」「硁硁然小人哉，抑亦可以为次矣。」皆略反上文之意也。）。

微生亩。

包注训「固」为陋，此解是（恐亦未安。）。

谅阴。

大君敕五典以治天下，而废三年之达丧（经文未有此意，短丧自是后世之失。若欲发明，当别立论而推以及之，不可只如此说，无来历也。）。

修己以敬。

敬有浅深，敬之道尽，则修己之道亦尽，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（此意甚善，但「敬有浅深」一句，在此于上下文并无所当，反使人疑修己是敬之浅者，安百姓是敬之深者。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「亦」字，则意义通畅，自无病矣。）。

原壤。

「幼而孙弟」至「见其弊之所自也（恐圣人无此意，今以为当如是推之则可耳。）」。

予一以贯之。

所谓约我以礼者欤（此说已见「颜渊喟然」章。）。此亦子贡初年事（既曰当其可，则子贡是时应已默契夫子之意矣。后来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，安知不由此而得之？何以知其为初年事耶？此等既无考据，而论又未端的，且初非经之本意，不言亦无害也。）。

子张问行。

人虽不见知，而在己者未尝不行（夫子之言，言其常理耳，人虽不知，别是一段事，未应遽说，以乱夫子之意。向后别以己意推言，则可耳。）。参前倚衡，使之存乎忠信笃敬之理也（此谓言必欲其忠信，行必欲其笃敬，念念不忘而有以形于心目之间耳。若不责之于言行之实，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，亦何益哉？）。

卷而怀之。

犹有卷而怀之之意，未及潜龙之隐见（恐不须如此说。）。

志士仁人。

仁者人之所以生也，茍亏其所以生者，则其生也亦何为哉（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，乃其心中自有打不过处，不忍就彼以害此耳，且非为恐亏其所以生者而后杀身以成仁也。所谓成仁者，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，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后为之也。此解中常有一种意思，不以仁义忠孝为吾心之不能已者，而以为畏天命、谨天职，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后为之，则是本心之外，别有一念，计及此等利害重轻而后为之也。诚使真能舍生取义，亦出于计较之私，而无悫实自尽之意矣。大率全所以生等说，自它人旁观者言之，以为我能如此则可，若挟是心以为善，则已不妥帖。况自言之，岂不益可笑乎？《吕览》所载直躬證父一事而载取名事，正类此耳。）？

放郑声，远佞人。

非圣人必待戒乎此也，于此设戒，是乃圣人之道也（此是圣人立法垂世之言，似不必如此说。然禹以丹朱戒舜，舜以「予违汝弼」责其臣，便说圣人必戒乎此，亦何害乎？此盖尊圣人之心太过，故凡百费力主张，不知气象却似轻浅迫狭，无宽博浑厚意味也。）。

一言终身行之。

行恕则忠可得而存矣（此句未安，当云诚能行恕，则忠固在其中矣。）。

谁毁谁誉。

毁者指其过，誉者扬其美（此说未尽。愚谓毁者，恶未至此而深诋之也。誉者，善未至此而骤称之也。非但语其已然之善恶而已。）。谁毁谁誉，谓吾于人无毁誉之意也（圣人之心仁恕公平，实无毁誉，非但无其意而已。）。有所誉必有所试，因其有是实而称之（此亦未尽。试犹验也，圣人或时有所誉者，虽其人善未至此，然必尝有以验之，而知其将至是矣。盖圣人善善之速，恶恶之缓，而于其速也亦无所茍焉。）。又曰：可毁可誉在彼。又曰：不云有所毁，圣人乐与人为善也，必有所试而后誉，则其于毁亦可知矣（若如此说，则是圣人固常有毁，但于此著其有誉而匿其有毁，以取忠厚之名也，而可乎？毁，破坏也，如器物之未败而故破坏之，圣人岂有是乎？）。

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

天子亦岂敢以为己所可专，而加私意于其间哉？亦曰奉天理而已（意见「原壤夷俟」、「子张问行」章。）。

三愆。

言而当其可，非养之有素不能也（圣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语以时，不可妄发，未说到此地位也。）。言及之而不言当言之理，不发也（此语甚怪，盖为养之有素所牵而发耳。然若如此，则是自见不到，有隐于人矣。）。

生而知之。

其至虽一，而其气象规模终有不同者（此一节当删去，于解经之意亦未有所阙也。）。

子谓伯鱼。

为者躬行其实也（按诸先生多如此说，意极亲切，但寻文义，恐不然耳。「为」只是诵读讲贯，「墙面」只是无所见。《书》所谓「不学墙面」，亦未说到不躬行则行不得处也。）。

患得之。

所为患得者，计利自便之心也（此句解得文义不分明，而语意亦不亲切。）。

君子有恶。

「以子贡之有问」至「抑可知矣（夫子之问，未见恶人之疑，子贡之对，亦未见检身之意。）」。

三仁。

皆称为仁，以其不失其性而已（此说「仁」字恐不亲切。）。

荷筱。

植杖而芸，亦不迫矣。止子路宿，则其为人盖有馀裕。又曰行以避焉，隘可知也（此语自相矛盾。）。

不施其亲。

引尹氏说（尹氏固佳，然不知「施」字作如何解？若如谢氏，虽亦引「无失其亲」为解，然却训「施」为「施报」之「施」，则误矣。此等处须说破，令明白也。陆德明《释文》本作「弛」字，音诗纸反，是唐初本犹不作「施」字也。吕与叔亦读为「弛」，而不引《释文》，未必其考于此，盖偶合耳。今当从此音读。）。

士见危致命。

杨氏曰云云（似不必如此分别。）。

君子学以致其道。

致者，极其致也（恐当云：「致者，极其所至也。」）。自未合者言之，非用力以致之，则不能有诸躬（道固欲其有诸躬，然此经意但谓极其所至耳，不为有诸躬者发也。若曰有诸躬，则当训「致」为「致师」之「致」，如苏氏之说矣。然本文意不如此。）。

大德小德。

小德，节目也（此章说甚佳，但以《记》所谓「后其节目」者观之，则此二字似未甚当。）。

子夏之门人小子。

「君子之道，孰为当先而可传」至「循其序而用力耳（详本文之意，正谓君子之道本末一致，岂有以为先而传之？岂有以为后而倦教者？但学者地位高下不同，如草木之大小，自有区别，故其为教不得不殊耳。初无大小虽分，而生意皆足；本末虽殊，而道无不存之意也。「焉可诬也」，苏氏得之。「有始有卒」，尹氏得之。此章文义如此而已。但近年以来，为诸先生发明本末一致之理，而不甚解其文义，固失其指归。然考之程书，明道尝言：「先传后倦，君子教人有序，先传以近者小者，而后教以远者大者，非是先传以近小，而后不教以远大也。」此解最为得之。然以其言缓而无奇，故读者忽之而不深考耳。）」。

孟庄子。

孟庄子所以不改，意其事虽未尽善，而亦不至于悖理害事之甚与（庄子乃献子之子，献子贤大夫，其臣必贤，其政必善。庄子之贤不及其父，而能守之，终身不改，故夫子以为难，盖善之也。此临川邓丈元亚说，诸家所不及也。）。

仲尼焉学。

万物盈于天地之间，莫非文武之道，初无存亡增损（近年说者多用此意，初若新奇可喜，然既曰「万物盈于天地之间」，则其为道也，非文武所能专矣。既曰「初无存亡增损」，则「未坠于地」之云，又无所当矣。且若如此，则天地之间可以目击而心会，又何待于贤者识其大，不贤者识其小，一一学之，然后得耶？窃详文意所谓文武之道，但谓周家之制度典章尔。孔子之时，犹有存者，故云未坠也。大抵近世学者喜闻佛老之言，常迁吾说以就之，故其弊至此。读者平心退步，反复于句读文义之间，则有以知其失矣。）。

生荣死哀。

生荣死哀，无不得其所者也（所解不明。似谓天下之人其生皆荣，其死皆哀，无不得其所者，不知是否？若如此说，则不然矣。子贡言夫子得邦家时其效如此，范氏所谓「生则天下歌诵，死则如丧考妣」者是也。）。

谨权量。

此亦帝王为治之要（此篇多阙文，当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。有不可通者，阙之可也。谨权量以下，皆武王事，当自「周有大赉」以下至「公则悦」为一章。盖兴灭国、继绝世、举逸民，当时皆有其事，而所重民食丧祭，即《武成》所谓「重民五教，惟食丧祭」者也。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一。）。

「巧言令色鲜矣仁」，论章旨则尹氏之说为完。若旁通其义，如辞欲巧之类，是乃修省细密工夫，其发原自别。然修辞之功亦易得入于安排计较，而不自知其所发之偏者，亦为鲜矣仁也。

发原自别之说甚好。修辞之功固易入于安排计校，然亦只得就发原处谨之耳。若舍此而别生疑虑，则又转见缴绕，不得剖决也。

曾子之三省，为人谋、与朋友交、传诸人，惟恐应物之或不如己而笃于自反也。尹子言：「诸公远来，依先生之门，某岂敢辄为他说？万一有少差，岂不误他一生」？恐正是「传不习」之意。先忠信后讲学，固是如此；但忠因谋言，信因交言，恐与「行有馀力则以学文」之意未类。上蔡之说竟未敢安。

所引尹公语甚好。然于此文句中似觉少两三字，圣贤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。谋不忠则欺于人，交不信则欺于友，传不习则欺于己、欺于师，是亦忠信之类耳。更思之。

「其志」「其行」皆指父而言，意亦好，但于本章之旨恐未安。父在观其志，观其所志之善恶也；父没观其行，观其所行之肆与否也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则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亲焉，故曰「可谓孝矣」。斡旋改移，其始止于隐恶讳过，本在于爱亲。骎骎而往，易入于私，其病固不细，然弥缝调停之工又不可废。所谓「度不可行，至诚哀痛而改之」，固不必回互，但弗知所以改之之方，则或伤于张皇骤快而无迟迟浸渐之意味，亦非笃于爱亲者也（谢方明事祖俭旧看得甚可为法，然李先生之言亦要于此致察。）。

先生之言，恐更当思之。「至诚哀痛」四字尽有意思，存得此心，自不至张皇也。据今日病證，似当且服此药，便自胸次开阔，黑白分明。若更主张「调停」两字，正是以水济水，窃恐昏昧隘促，转见无进步处。父没观行必如旧说，亦为是非邪正之类，所包甚广。今只云「肆与否」，却觉拘滞。兼又与上句参差，下句重并，尤未稳当。

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，其理固如此。然所谓常见，所谓常新，必有科别。

日月阴阳之精终古不易，然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复为来日将升之光也，故常见而常新。

未能事人而欲事鬼，未能知生而欲知死，是犹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。知首之旨，当如来教。又思事人之旨，恐止是不敢欺，不敢慢，出门如宾之类皆是。如此而致敬密察，庶几可以交神明矣。「事」如「祗事」之「事」，所谓尽亲亲、长长、贵贵、尊贤之道，恐于「事」字未叶。

此说甚好，比熹说尤亲切。盖亲亲、长长、贵贵、尊贤之道固不外乎爱敬，但如此说方亲切耳。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废，请更思之。

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体物而不遗」，此三句乃指鬼神之德而言。视不见，听不闻，无形声臭味之可闻可见也，然却体物而不遗，则甚昭然而不可掩也。所谓体物者，固非先有是物而后体之，亦非有体之者而后有是物。万物之体即鬼神之德，犹云气即性，性即气而不可离也，可离则无物矣。所谓不可遗者，犹言无遗阙渗漏，盖常自洋洋生活，不间乎晦明代谢也。

物之聚散始终，无非二气之往来伸屈，是鬼神之德为物之体，而无物能遗之者也。所谓「非有体之者而后有是物」与所谓「无遗阙渗漏」者，皆非是。

「魂者其气也，气散魂游而无不之」，所谓无不之者，已屈之气尚有在于天地之间邪？抑否也？然气聚则生，气尽则死，何者为游魂？玩「游」之一字，谓其即便消散，又似未尽也。体魄藏于地，恐指成质而言（如月魄以无光明者言。）。谓耳目之聪明为魄，有所未晓。合耳目之聪明而言，则魂不离魄（聪明即气之运，乃是魄也。）；失其耳目之聪明而言，则魂去魄存，恐难以耳目聪明命之为魄也。

程子曰魂气归于天，消散之意，游魂亦是此意。盖离是体魄，则无所不之而消散矣。虽未必皆即时消散，要必终归于消散也。魂魄之分，更当熟究阴阳之分。体、魄自是二物，魄之降乎地，犹今人言眼光落地云尔。体即所谓精气为物，盖必合精与气，然后能成物也。

《洙泗言仁》及契丈《仁说》，窃得讽味。《复》之六二「休复之吉，以下仁也」，谓初九也。《易传》云：「一阳复于下，乃天地之心」，此正与「元者善之长」同理。窃谓五常之仁犹四时之春，至善醇醲不杂。孟子指乍见之心为仁之端，下即论非内交要誉而然，盖因乍见之真而可知其有仁也。端云者，苗裔端倪之谓也。觉痛痒则非不仁，则觉者所以验乎仁。有彼我心则为不仁，则公者是仁之意思，爱是仁之用，恕是仁之施。而乐山静寿，又乃形容仁之体段也（程子气类相合之言殊觉有味。）。要须先以万善之先名仁，而后可以用工致力。若所谓克己复礼、如见如承之类，皆用工致力之道也（要皆当一一剖析，又不敢太成支离，失其全体。）。

「以万善之先名仁」，殊不亲切，且以所引《易传》及四时之春者体之即见。熹前所论统仁、义、礼、智及四端而言者，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贯，不必别立名字。但要用工致力，使真不失此心，然后为得耳。

所示四条，其前二义虽有小差，然犹不至难辨，各已略报去矣。至于未发、浩气二义，则皆杂乱胶轕，不可爬梳，恐非一朝之辨所能决。本欲置而不论，以俟贤者之自悟，又恐安于旧说，未肯致疑，不免略启其端。千万虚心垂听，不可一向支蔓固执，只要弥缝前人阙误，不知却碍自家端的见处也。盖今所论，虽累数百言之多，然于《中庸》但欲守程门问者之说，谓未发时耳无闻、目无见而已。于浩气之说，但欲谓此气元是配合道义而成，无道义则气为之馁而已。其他援引之失，皆缘此文以生异义，自为繁冗。若一一究析，往复不已，则其说愈繁，其义愈汩而未必有益。故今奉劝不若只取子思、孟子之言虚心平看，且勿遽增他说，只以训诂字义随句略解，然后反求诸心，以验其本体之实为如何，则其是非可以立判。若更疑著，则请复详论之。夫未发已发，子思之言已自明白。程子数条引寂然感通者，皆与子思本指符合，更相发明。但答吕与叔之问，偶有「凡言心者皆指已发」一言之失，而随即自谓未当，亦无可疑。至《遗书》中，「才思即是已发」一句，则又能发明子思言外之意。盖言不待喜怒哀乐之发，但有所思，即为已发。此意已极精微，说到未发界至十分尽头，不复可以有加矣。问者不能言下领略，切己思惟，只管要说向前去，遂有无闻无见之问。据此所问之不切与程子平日接人之严，当时正合不答，不知何故却引惹他，致他如此记录，前后差舛，都无理会。后来读者若未敢便以为非，亦且合存而不论。今却据守其说，字字推详，以为定论，不信程子手书。此固未当之言，而宁信他人所记自相矛盾之说，彊以已发之名侵过未发之实，使人有生已后、未死已前更无一息未发时节，惟有烂熟睡著可为未发，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，此其谬误又不难晓。故《或问》中粗发其端。今既不信而复有此纷纷之论，则请更以心思、耳闻、目见三事校之，以见其地位时节之不同。盖心之有知与耳之有闻、目之有见为一等时节，虽未发而未尝无。心之有思乃与耳之有听、目之有视为一等时节，一有此则不得为未发。故程子以有思为已发则可，而记者以无见无闻为未发则不可。若苦未信，则请更以程子之言證之。如称许渤持敬而注其下云：「曷尝有如此圣人」？又每力诋坐禅入定之非，此言皆何谓邪？若必以未发之时无所见闻，则又安可讥许渤而非入定哉？此未发已发之辨也。若气配道义，则孟子之意不过曰此气能配道义，若无此气，则其体有不充而馁然耳。此其宾主向背、条理分合略无可疑，但粗通文理之人，无先入偏滞之说以乱其胸次，则虚心平气而读之，无不晓会。若反诸身而验之，则气主乎身者也，道义主乎心者也；气形而下者也，道义形而上者也。虽其分之不同，然非谓气在身中而道义在皮外也，又何嫌于以此配彼而为崎岖诘曲以为之说曰：「道义本存乎血气，但无道义，则此气便馁而止为血气之私，故必配义与道，然后能浩然而无馁」乎（语势不顺，添字太多，不知有何凭据见得如此。）？若果如此，则孟子于此当别有稳字，以尽此意之曲折，不当下一「配」字，以离二者合一之本形；而又以气为主，以倒二者宾主之常势也。且其上既言「其为气也」以发语，而其下复言「无是馁也」以承之，则所谓「是」者，固指此气而言。若无此气，则体有不充而馁然矣。若如来喻，以「是」为指道义而言，若无此道义，即气为之馁，则孟子于此亦当别下数语，以尽此意之曲折，又不当如此倒其文而反其义，以疑后之读者，如今之云也。且若如此，则其上本未须说以直养而无害，其下亦不须更说是集义所生矣。今乃连排三句，只是一意，都无向背彼此之势，则已甚重复而太繁冗矣。而其中间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，如此其散缓而无筋骨，依以诵说，使人迷闷，如口含胶漆，不可吞吐，窃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，其发于言语者必不至于如此之猥酿而纰缪也。又况来喻已指「无是而馁」者为浩气于前矣，其后又谓无道义则气为之馁而但为血气之私，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？若程子之言，则如以金为器、积土成山之喻，皆有不能使人无疑者。来喻虽亦不敢据以为说，然其所虑恐为二物者，亦程子之常言。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当，而冒取以置于此也。其他分别血气、浩气，小体、大体，皆非孟子正意，而妄为离合，却自堕于二物之嫌。原其所以，只因「配义与道」一句不肯依文解义，著实平说，故须从头便作如此手势翻弄，乃可以迤逦迁就，委曲附会而求其通耳（孟子言「毋暴其气」，而释之曰「气体之充」，又言「其为气也」，而指之曰「无是馁也」。是数语者，首尾相应，表里相发，其所指者正一物耳。今必以无暴者为血气而其为气者为浩然，而又恐犯二物之戒，故又为之说曰：「浩气不离乎血气」，徒为纷扰，增添冗长，皆非孟子之本意也。）。今亦不暇悉数以陷于来喻之覆辙，然只如此说，已觉不胜其冗矣。幸深思之，且以自己分上明理致知为急，不须汲汲以救护前辈为事。盖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，已不可掩，救之无及，又况自家身心义理不曾分明，正如方在水中，未能自拔，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？但所云未发不可比纯坤而当为太极，此却不是小失，不敢随例放过。且试奉扣：若以未发为太极，则已发为无极邪？若谓纯坤不得为未发，则宜以何卦为未发邪？窃恐更宜静坐，放教心胸虚明净洁，却将《太极图》及十二卦画安排顿放，令有去著，方可下语。此张子所谓「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」者也。如决不以为然，则熹不免为失言者，不若权行倚阁之为愈。不能如此纷拿彊聒，徒费心力，有损而无益也。

《集注》：「仁者，爱之理，心之德也」。妄意推求其说，以谓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此固仁也，而亦莫非爱也。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，此亦仁也，而亦莫非爱也。所以安之，所以信之，所以怀之，此则理也，非爱也。理则根原来处确然不可易者也，爱则指其见于用者言之，故爱属乎情，爱乃仁之一事；理属乎性，而理乃仁道之大全。故爱不是仁，而爱之理则仁也。理者性也，爱者情也。性则体，情则用。仁之为道，本性而该情，而心乃性情之主乎。主乎性，则所以然之理莫不具于心；主乎情，则所当然之爱莫不发于心。由是而理完于此，由是而爱行于彼，皆心有以主之，则仁岂非心之德欤？

爱之理所说近之，心之德更以程子谷种之譬思之。

「道千乘之国」章，《集注》谓五者相承，各有次序。窃意有土有民，无非事者。敬其事则心专在是，才敬便有信底意思，民便有观感之心。不敬则心不在焉，事便卤莽，便无终始，全无诚意，何以示信于民哉？既敬而信，则主一之功到而无不悫实者。其自奉必薄，必能节以制度矣。制度无非出于民者，既知省节，必是以民为念，而知所以爱之也。爱之则不敢伤之，必欲厚其生。然非及时以耕，则其生亦无自而厚，故使之必不违其时矣。不审于相承之意是否？

此等处须看有能如此后方能如此之意，又看有能如此后又不可不如此之意，反复推之，乃见曲折。

主与尸其别如何？既设主祭于其所，又迎尸祭于其奥，本是一神，以奥为尊，以主为卑，何也？宗庙之祭设尸，谓以人类求之。五祀有尸，其义如何？

不是尊奥而卑主，但祭五祀皆设主于其处，则随四时更易；皆迎尸于奥，则四时皆然而其尊有常处耳。据礼家说，祭山川亦有尸，其详不可考矣。

论《韶》、《武》者，大概不出揖让征伐二条。程子则兼《大传》为说，《集注》兼性之反之为说。以《中庸》三知三行观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既谓之成功则一，而见于乐又有不同之实，何也？莫是生知安行终不可得而并，虽曰学知利行有可企及之理，恐亦只是全尽得许多道理，论其天成浑然处，其气象终有间否？

不惟《大传》之说不足信，但看两圣人事业气象，自是有等差。如性之反之，成功虽一，然武王地位终是觉得有痕迹在。

樊迟问知，告以敬鬼神而远之。在三代之时，民间所谓鬼神，士则有五祀与其先祖。此樊迟之所当祭，想无后世之所谓淫祠者。告以敬而远，莫只以五祀为戒也？然以子路请祷观之，则曰「祷尔于上下神祇」，程子谓子路以古人之诔对，则是子路但举此诔词，谓其有此祷之理尔，意不在指所祷之神以为请否？

鬼神固不谓淫祀，然淫祀之鬼神既不当其位，未能除去，则亦当敬而远之耳。

先生答安卿忘食忘忧，是逐事上看，一愤一乐，循环代至。今略借一事明之。学乐至于三月不知肉味，此发愤忘食底意。及其得之深，乃曰「不图为乐之至于斯」，此乐以忘忧底意。想其逐事上皆有此义，故一愤一乐，循环代至。然亦不以此而终身，其言不知老之将至，盖谦己勉人耳。观耳顺从心之年，乐且不可得而言，况所谓愤耶？

此说得之，然亦太拘滞矣。须看它立言意思如何，不可似此泥著也。

明道先生云：「百官万务、金革百万之众、饮水曲肱，乐在其中。万变皆在人，其实无一事」。某窃意宅百揆、总元戎之任，与高卧草庐，悠然自乐者，其理则一，本无大小之分。所谓禹、稷、颜回同道也。万变乃人之万变，在吾心实无一事。吾之所以为心者，盖无入而不自得，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而已。不审是否？

吾之所以为心者，如何而能无入而不自得？此须意会，不可只作闲话说过便休也。

太王有剪商之志，而太伯不从。太王欲传位季历以及昌，则太伯逊位而去。莫是剪商之事在我虽不从而难必于后人，若不逊位而去，则又兄弟争国，违父之命，已先失德，此所以固让也？太王既有避狄之心，何故又萌剪商之志于数十年之前？莫是以其理与天命推之，知商之必亡，周家世世脩德，知不能违天命之眷付耶？方其去豳也，为民之故，不欲驱之锋镝。及其传季历以及昌，亦为民之故，必欲救之水火之中。故避狄剪商，亦时焉耳而已。事虽不同，其心则一，均之为民，无所利也。

太伯只是不欲为此事耳，今亦未见其曲折，不须如此穿凿附会也。

「成于乐」，是古人真个学其六律八音，习其钟鼓管弦，方底于成。今人但借其意义以求和顺之理，如孟子「乐之实，乐斯二者」，亦可以底于成否？

古乐既亡，不可复学，但讲学践履间可见其遗意耳。故曰今之成材也难。

子罕言利，程子谓计利则害义。害义则勿道可矣，又罕言，何也？

有自然之利，如云「利者义之和」是也。但专言之，则流于贪欲之私耳。

夫子教人，不出博文约礼二事。在门人莫不知有此学，惟颜子独于博约之间有所进，有所得，故高者有可攀之理，坚者有可入之理，在前在后者有可从而审其的之理。非若其它，仅可以弗畔而已。此门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。

此说得之。

升堂抠衣用两手，则手中无所执矣。若有所贽及执圭，则升堂有不必抠衣，但防其不至摄齐否？

执圭而升，则足缩缩如有循，自不至摄齐矣。

执圭上如揖，下如授。既曰平衡，而又有上下，莫是心与手齐，如步趋之间，其手微有上下，但高不至过揖，下不至过授否？

得之。

明衣之制。

未详，当阙。

《近思录》「生之谓性，性即气」一段。

此段看得好，更详味之。

《禘说》举赵伯循谓鲁太庙以周公为始祖，以文王为配。赵莫只是以意推之否？

《春秋纂例》中引證甚详。

每事问之义如何？

盖平日讲学，但闻其名而未识其器物，未见其事实，故临事不得不问耳。

比干之忠方始谓之仁，然亦只是一事之仁。

详味孔子之言，比干恐不是一事之仁。

祭有小大，有天地之祭，山川之祭，社稷之祭，又有所谓五祀之祭及先祖之祭。不知随其大小各有其神耶？抑天地间只一理感通耶？窃尝思其说，天地之间，自其成形而观之，或小或大，不能无别。故王者既为天下之主，则天地之大，王者当之，故王者祭天地。而推之诸侯，为一国之主，则境内之名山大川诸侯祭之。士为一家之法，则家之有门户中霤之属，为士者祭之。若夫社稷，则专为民而设，凡有土有民者，莫不各有所建社稷而祭之。必有祖，而祖在所祭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莫不有先祖之祭。若论小大之制，则因王公士庶而为之等差，其祭秩不能无分别也。若论其所以致祭之理，则所谓「如在其上」，「如在其左右」，「诚之不可掩」处，则上而王者之于天地，下而士庶之于五祀、祖先，其感通只一理耳。上蔡谓「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」，即此而推，天地精神便是王者精神，其鬼神之德，感通之理，不容有所分别也。妄意推求，不审是否？

大概如此，然更有分别曲折处，宜详味之。

三代革命，何故要改正朔？夏时既正，必欲改之，商、周无乃好异而未尽相承之义。春夏秋冬，以成一岁，此时序之正。必欲改之，无益于事，只见乱天时耳。其改之之义谓何？

改正朔，所以新民之耳目。古人盖有深意，而子丑之月亦有可为岁首之义。

孔子于定公时堕三都，欲收其甲兵。孟氏不肯堕郕，围之不克。圣人举事自是精审，何故郕不肯从命？及围之又不克，何也？

三都当堕，是时又有可堕之势，故因而乘之。孟氏亦非不肯堕，但其守者不肯，因唤醒了孟氏耳。

某往年因与先兄异居，不知考《礼经》，辄从世俗，立家先龛子。妄意按温公《书仪》立牌子，不知用古尺，只用匠者尺，颇长大。且实植于趺，考用紫囊，妣用绯囊，考妣共用一木匣，从上罩下至趺。伏承台诲云：「而今不可动」，谨辄再有恳请。家中所设之主既不可动，寻常只讲俗节之祭。向来祭礼行于先兄之家，时祭及祢祭，某皆预陪祭执事之列。自先兄去后，舍侄承祭祀，祧高祖而祀先兄为祢。某家中既有家先，上阙高祖之祭，下无祢祭，于心实不安。欲于时祭毕，移馔一分祭高祖于某家，某主之。遇当祭祢之月，亦欲私举祢祭，如何？又恐祭礼既行于嫡子之家，在某只得讲俗节之祭。若举此二祭，又成支子有祭，庶子祭祢，于《礼经》不合。

此事只合谨守《礼》文，未可遽以义起也。况有俗节，自足展哀敬之诚乎。

某家中自高祖而上三墓埋没草间，高祖墓又被曾叔祖以不利其房下欲改葬。方发故圹，见其中甚温燥，仓皇掩塞，墓面砖石狼籍，自先世皆不及整。三墓相去三四里之内，又在田头，某往来其下，甚不遑安。今欲重脩整，春秋薄讲墓祭之礼，令舍侄主之。不审于亲尽之墓合祭否？

墓祭无明文，虽亲尽而祭，恐亦无害。

自高祖至祢，忌日之衣服饮食主祭者当如何？众子孙当何如？伯叔父母、兄弟、孙侄、嫡子、众子及再从、三从已往，忌日又当如何？

横渠忌日衣服有数等，今恐难遽行，且主祭者易以黪素之服可也。

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，没而不朽，百世之下，闻者兴起。而熹之外舅聘士刘公尝得亲见而师承之，熹少时犹及窃闻其馀论，于忠定公之言行志节详矣。是以虽不得及其门墙，而想望其声容，犹若相接，不止于今世纸上所传而已也。今辱惠书，乃知其后人所以继业承家之意如此，而所以见顾者又甚厚，非浅陋之所敢承也。但来喻颇以未有世其禄者为忧，此则贤者虑之过矣。先德遗风具在方册，有能诵其言，行其行，不替其志节，则所以世其家者孰大于是？彼区区之外物，何足道哉？又承类次遗文，已就篇帙，见使为之序引，以传来世，此则又岂晚生妄意所敢几及？但愿亟遂锓木，传之其人，使熹与有闻于大体之纯全，则为幸甚矣。

孝述尝求夫心之为物，窃见《大学或问》中论心处每每言虚言灵，或言虚明，或言神明。《孟子》《尽心》注云：「心，人之神明」。窃以为此等专指心之本体而言。又见《孟子》举心之存亡出入，《集注》以为心之神明不测，窃以为此兼言心之体用，而尽其始终反覆变态之全。夫其本体之通灵如此，而其变态之神妙又如此，则所以为是物者，必不囿于形体，而非粗浅血气之为。窃疑是人之一身神气所聚，所以谓之神舍。人而无此，则身与偶人相似，必有此而后有精神知觉，做得个活物，恐心又是身上精灵底物事。不知可以如此看否？孝述又尝求所以存是心者，窃见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，如破屋中禦寇，又云如一个翻车，每每教学者做个主，或云立个心。又云人心须要定，使他思时方思乃是。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，皆不由自家，则是心须教由自家。以此似见得心虽是活物，神明不测，然是自家身上物事，所主在我，收住后放去，放去后又复收回，自家可以自作主宰。但患不自做主，若自家主张着便在，不主张着便走去，及才寻求着又在，故学者须自为之主，使此心常有管摄方得。又尝求所以为主之实，窃见伊川论如何为主，敬而已矣，又似见得要自做主宰须是敬。盖敬便收束得来谨密，正是着力做主处，不敬便掉放疏散，不复做主了。孝述于存心功夫又粗见如此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理固如此，然须用其力，不可只做好话说过。又当有以培养之，然后积渐纯熟，向上有进步处」。

孝述按，《大学章句》云：「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」。窃疑人得正且通之气，故心体中虚，虚则灵。如水之清，火之明，鉴之光，皆是体虚，所以透明。心亦然。濂溪云：「静虚则明，明则通」，似亦可见。近验之于心，则日用间觉得一事累心，便有滞碍，更不通快。是以窃恐虚故灵，心惟虚灵，所以方寸之内体无不包，用无不通，能具众理而应万事。但以气禀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虚灵之本体，故理之在是者遂有所蔽，而应事接物亦皆杂以私欲，不尽出于义理之正，是无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矣。学者之学，恐只是求去其气禀物欲之昏，以复其虚灵之全体。盖心既虚灵，则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于所谓具众理而应万事者得矣。是以《大学》之教以明明德为主，《章句》、《或问》之言明德，必以虚灵为质。其言明德功夫，又不过欲全其虚灵之体。言存养，则曰圣人设教，使人嘿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；言格物致知，则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欲其表里洞然，无所不尽；言诚意，则曰人之本心至虚至灵，众理毕具，而欲其应物皆由此心以发而无所杂；言正心，则曰心之本体湛然虚明，而欲其顺应事物而无所动；言脩身，则曰随事省察之，以审其当然之则，似亦主虚灵者为说。彻头彻尾许多功夫，皆欲全此心之虚灵，以融会众理，酬酢万事而已。以此观之，恐虚灵不昧，乃心之所以为心而圣学之基本也。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同上」。

孝述觉得间尝心存时，神气清爽，是时视必明，听必聪，言则有伦，动则有序，有思虑则必专一。若身无所事，则一身之内，如鼻息出入之粗细缓急，血脉流行间或凝滞者而有纤微疾痒之处无不分明，觉得当时别是一般精神，如醉醒寐觉。不知可以言心存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理固如此，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计功效也」。

孝述自觉心放时精神出外，更不自知，如梦然。才知得放时，即是心便不放了。如知得梦时，即是梦觉。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，似亦此意。故日用间觉得直须谨操持、勤检点，盖操持容有懈时，若不测地猛省起来，则其懈时之放自不得远去，且不得久去。如此维系之久，恐此心只得住里面。如欲睡底人，须自家打起精神，不可放倒。间或精神倦时，不觉坐睡，又自家摆洒起来，不容睡著。每每如此，自是睡不得。愚见如此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是是，但说太多了」。

孝述谓健有为，顺无为，二者阴阳动静之分。仁礼之为健，义智之为顺。窃疑仁之发，即有怵惕恻隐之意动于中（顽然不动，即为不仁。）；礼之行，即有恭敬辞逊之容著于外。故仁恐为动之始（动静恐皆以渐致。），犹春之生物，萌芽甲拆方动而微。礼恐为动之极，犹夏之长物，而长短小大莫不尽见。义则所以制仁礼之宜，盖即其中而为之裁制，使隆杀厚薄各适其分，似有裁节，又收歛之意，虽略有所为，其亦严且约矣。智但分别是非当否，略无作为，又所以为动之本，而仁礼之所由发也。故义恐为静之始，犹秋之收而去华就实；智恐为静之极，犹冬之藏而归根复命。妄意推测如此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此元亨利贞所以如循环之无端也」。

横渠先生曰：「虚静者仁之本」，亦此意。

孝述又见先生答黄寺丞健顺仁义礼智之问云：「有分而言之者，有合而言之者」。孝述于分而言者，已随愚见陈于上矣，复以合而言者求之。窃意仁义礼智若以用言，则有有为者，有无为者，故仁礼为健，义智为顺。若论其所以为是四者之实，则仁是人之不忍之心，似有柔顺之意；礼之品节一定而不可易，似有阴静之意，二者恐是健中有顺。义之裁制方严，似有刚断之意；智之周流不滞，似有阳动之意，二者恐是顺中有健。于此可见阴阳本不相离之意。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当时之意，恐谓分则为四，合则为二耳。然如所说，又自是一意，即所谓水阴根阳、火阳根阴者」。

孝述又谓木火之为阳动，金之为阴静，皆可言。若水当为阴静之极，然水流而不息，未见所以为至静处，不知当于何处观之？

先生批云：「水寒火热，水下火上，其为动静之分者明矣」。

孝述妄谓五常是五行之德。五行之气其行于天者固未易见，若质之在地者，窃疑与德之在人者无往而不相配。今随愚陋所见言之。五常之未发，则本体中存，恐如木之在山，火之在燧，金之在矿，水之在地，土之未动。及其既发，而有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、诚实之情，恐如火之出而炎上，水之流而润下。及由其情充积成行，如仁之为孝为弟，为睦为姻之类，恐如木之为栋梁榱桷，火之为灯烛炬燎，金之为刀斧盘盏，水之为池沼江海，土之为塼瓦墙壁。故五常之未发，只可谓之五常，而不可以万行名。及其发而成行，随在不同，则各随其所成之行名之，而不得复以五常名矣。恐如五行之未动，只可谓之五行，而不可以它物名。及其动而为物，有万不同，则各随其所成之物名之，而不得复以五行名矣。但方其为五常之性也，而万行之理已无不包。及其为万殊之行也，而五常之体亦未尝不存。恐如五行之方具，而万用之质已无不全。及其为万殊之用，而五行之体亦未尝不立。极而言之，则人道周乎四海，无非五常之为，如物充乎地上，而无非五行之为。凡此虽未知是否，似皆说得去。但木之曲直，金之从革，土之稼穑，皆待人为，而仁之恻隐，义之羞恶，信之诚实，皆发于性之自然，相配不得。又土之稼穑与孝述所谓为瓦塼之类，又说不上。不知五行之与五常，本不可如此牵合耶？为复可以配说而未得其说耶？仁之行固有可言，若义、礼、智、信之行，皆未见其实然可指之目。得非四者之行无往不在，而不可一一强名耶？区区求之，而未得其说。

先生批云：「万物虽不可以五行名，然其分各有所属，则亦未离其类也。万行之于五常亦然，从革、曲直、稼穑是其本性之发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若曰人为，则胡不能使木从革而金曲直乎」？

孝述妄谓仁义礼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，次亲，次民，次物。仁恐始于爱身，礼恐始于敬身，义恐始于制此身之宜，智恐始于明此身之理。盖不爱其身则是自绝，故必不爱亲而亦无以爱亲。不敬其身则是自贱，故必不敬亲而亦无以敬亲。至于义智皆然，妄意如此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身者仁义礼智之主，不可书施由此始。以有子、孟子之言为仁之本、仁义之实者观之，其当自亲始可见矣」。

孝述妄谓仁义礼智合而成行，其发也，窃疑先智，次仁，次礼，次义。且就身言之，恐必知此身受形所自，而四肢百骸血气皆相贯属，吾所当爱，然后有自爱之心。知爱之而不忍伤，则必敬之而不敢忽。爱敬既生，方可裁制其宜，以全爱敬之道。若独指心而言，亦恐必先知此心至灵至贵，为一身之主，然后自爱。既爱之而不肯甘心放弃，则必严敬自持，而惟恐以慢易失之。既爱既敬，然后有可得而裁制者。盖爱而失宜，则或至枯守不用而为虚无寂灭，或只知养护而不能痛自克治，反非所以为爱。敬而失宜，则恐持之太甚，而有把捉不定之患，反不得其所以为敬。此爱敬各有其宜，而必有断制之者。然未爱未敬，则恐无所施其裁制之道；自暴自弃，则又为复庄敬自重之心；不知身心之当爱，则恐虽可之而顽然不省，岂复有自爱之意？区区之愚，所以疑是四者之发，必有次第而不可弃也。若未发之前，则四者之体浑然在中，不可谓先有此而后有彼。但方发之际，势必必相示，无杂然并发之理。然知识一开，则馀三者踵乎其后，自有不容已者。是以既发之后，则即其一行之中而四者之实无一不在，以其本一理故也。若以四时言之，则恐智为冬藏，仁为春生，礼为夏长，义为秋成。归藏者，发生之本；发生者，长养之渐；而生长又所以为收成之体也。夫四时者，五气之布，五气之生定于其初，恐非至此而序生。但气之流布，则其序必如是而后可。然冬令既行，则三时之断起亦有不容遏者。是以造化既成之后，则即其一物之微而五气之功无一不在，以其本一气故也。以此观之，则仁义礼智合而成行，其发之先后亦有可言者。妄意如此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此即前循环之说，然说得太破碎，又不好，且静以养之可也」。

《大学或问》云：「以理而言之，则万物一原，固无人物贵贱之殊。以其气而言之云云，是则所谓明德者也」。

孝述窃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异者，不知是受得本同，但做处不同？为复是受得本不同乎？按伊川云：「天所赋为命，物所受为性」，恐是受得已不同。盖理之在天，本只是一个浑然全体，但人物随形而受，故受得来别。人得形气之正，故承当得尽；物得形气之偏，故承当不尽。偏底物事，难为有全底道理。《孟子集注》论生之谓性处云：「以理言之，则仁义礼智之禀，岂物之所得而全」？似亦此意。人之形体受尽得这道理，所以亦做得这道理尽。物之形体受不尽这道理，所以亦只随其所受做得。更就其做处言之，人得形气之正，故心虚而体全，心之知觉便周流贯彻，在处通得去；形之运动便千变万化，是般做得去。是以于其理之精微，知亦知得尽，做亦做得尽。人之所以可为尧舜，可参天地，皆为有此体质，尽做得。但患不为，或为之而有不充，却无不能之理（孟子谓王之不王，非不能，是不为，与所谓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，吾身不能居仁由义，恐皆是安于不为者。）。物得形气之偏，故心塞而体拘，心之知觉便拘碍而不能通，形之运动便短狭而不能周。是以于此理之本体，知亦知得浅狭，做亦做得浅狭，被形气局定，更开不来，所以求为人之所为不得。如慈乌父子、蝼蚁君臣之类，若论父子君臣之道，岂止如慈乌蝼蚁之为？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，所能亦止此，更去不得了。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，恐又是人与物做得别处。然又有可疑者，盖物虽受此理不尽，若随其所受而发，则仁义礼智须皆做得出来。然所举二物，又每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，不能相兼，以通其全。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尽其全体，又为气昏隔在里面，发处复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剂，是则容有得为而未为者。此二物又是昏塞中各有一点明处，所以各发得一般道理，特特著见，于其他道理便全微了。至其馀物，又或不能尔。此可见物之气禀又自有不齐处。此等性命之说，固不当妄意揣量，然须略识其梗槩方得。随所见写呈，乞赐开示大端，使知所向而求之，庶乎其略识矣。

先生批云：「既是不曾受得，自是不能做得，更不须说。然横渠先生亦说人有近物之性，物有近人之性者，又是一理。如猫相乳之类，温公集中亦说有一猫如此而加异焉。此其赋性之近人而或过之，但为形所拘耳，亦可悲也」。

又云：「然于其正且通之中，又或不无清浊善恶之异，故其所赋之质又有智愚贤不肖之殊」。孝述窃谓阴阳五行总其大全而言之，则恐同出一本，而人物均禀焉。所谓人物之生，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百骸九窍五藏之身是也。若别其体，则恐一气之中有偏正两等，而为人物贵贱之分。所谓得其正且通者为人，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也。至极其变，则恐偏正之中又自万殊，而为人品物品之分。所谓于其正且通之中，又不无清浊美恶之异，故其所赋之质又有智愚贤不肖之殊者，是言人品之异也。盖体之既分，则固一定而不可易矣。然恐是气之运一息不留，所以俄顷之间，变为万状。彼人物之生，各随其所值以为体，是固不能齐也。但用变而体不变，故人之所禀虽或至浊至恶，而所谓正且通者未尝不在。而其为浊恶又自是一般，与馀气之浊恶不同。以其是正且通之浊恶，故其浊恶澄之为清，其恶可易之为美。既清既美，则所谓正且通者，即得其本然之正矣。鸟兽草木各以类分，而每类中又有等色不同。然其形声臭味各不能变其本体，则亦与人相似。但人能自化，物不能自化耳。妄意推测如此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此大概然矣，亦宜并以上章之意推之」。

孝述谓美恶恐即《通书》所谓刚柔善恶。窃疑清浊以气言，刚柔美恶以气之为质言。清浊恐属天，刚柔美恶恐属地。清浊属知，美恶属才。清浊分智愚，美恶分贤不肖。上智则清之纯而无不美，大贤则美之全而无不清。上智恐以清言，大贤恐以美言，其实未尝有偏。若《中庸》称舜知回贤是也。下此则所谓智者，是得清之多，而或不足于美；所谓贤者，是得刚柔一偏之善，而或不足于清。于是始有贤智之偏。故其智不得为上智，其贤不得为大贤。虽愚不肖，恐亦自有等差。盖清浊美恶似为气质中阴阳之分（阳清阴浊，阳善阴恶。），故其气错揉□变，而大要不过此四者。但分数参互不齐，遂有万殊。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陈了翁云，天气而地质，前辈已有此说矣」。

孝述又疑气之始有清无浊，有美无恶。浊者清之变，恶者美之变。以其本清本美，故可易之，以反其本。然则所谓变化气质者，似亦所以复其初也。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气之始固无不善；然腾倒到今日，则其杂也久矣。但其运行交错，则其美恶却各自有会处。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」。

又云：「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，终有不可得而昧者云云，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，因其所发而启其明之之端也」。

孝述窃谓觉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没，故乘间发见之时，直是昭著，不与物杂。于此而自识，则本心之体即得其真矣。上蔡谓人须是识其真心，窃恐谓此。然此恐亦随在而有，盖此心或昭著于燕间静一之时（如孟子言平旦之气。），或发见于事物感动之际（如孟子言人乍见孺子将入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），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（如伊川先生所谓有读《论语》了后，其中得一两句喜者。），或索之讲论而恍然有悟（如夷子闻孟子极论一本之说，遂怃然为间而受命。），凡此恐皆是觉处。若素未有觉之前，但以为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，恐昏隔在此，不知实为何物。必至觉时，方始识其所以为心者。既尝识之，则恐不肯甘心以其虚明不昧之体迷溺于卑污苟贱之中。此所以汲汲求明，益不能已，而其心路已开，亦自有可进步处。与夫茫然未识指趣者，大不侔矣。故孝述窃疑觉为小学、大学相承之机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所论甚精，但觉似少浑厚之意」。

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」。

孝述谨按，《章句》以物格知至为知止，意诚以下为得所止。又《或问》以定、静、安为知之所以得之。故孝述窃疑定、静、安在物格知至之后，意诚以下六事未然之前，虑则在意诚以下六事将然之际。如此言之，则定、静、安、虑在知止、得止之间，似皆有可实之处。不知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解中似已有此意矣」。

孝述又按，《或问》云：「不有以知其所当止之地，则不能有以得其所当止者而止之」。又云：「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，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」。孝述窃疑知是知之在彼，得是得之在我。得则心理俱融，理为我有。得恐亦只是知，不可便指为已止其处。但恐知虚而得实，才得之则身亦随之矣。妄意如此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知与得两事，经文可见」。

孝述窃疑既知之后，复有所谓虑而后得者，恐知是知之至，虑是审之详。夫物格知至，则万理贯通，固无不知其至善之所在。然恐身有未接，则其义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。或所接之际事复异宜，故必于此精加审虑，然后始无纤微渗漏之处。此知后必虑，然后为审。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定、静、安是未有事时胸次洒然，虑是正与事接处对同勘合也」。

「致知在格物」。

孝述窃谓人之本心至虚至灵，无所不照，但以气禀物欲有以蔽之，是以其明不能不昏。欲开其明，须藉事物之实以运其知思，然后其明有可通之理。盖心既有蔽，无从下手以开之。所以穷究物理者，恐是因穷究其所未知而将此心戛刮擦磨，治其粗鄙而反覆往来，求出其明。是以研穷之深，其明必将穿漏而出，而物之理亦无所遁矣。此其所以能格也。伊川先生曰：「思曰睿，思虑久后，睿自然生」。又曰：「致思如掘井，初有浑水，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，久自明快」。其说似皆以为人心之明既有所蔽，须即事致思，然后其明自出。孝述恐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亦有此意。盖穷至事物之理，即所以推极吾之知识也。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理有未明，则见物而不见理。理无不尽，则见理而不见物。不见理故心为物蔽而知有不极，不见物故知无所蔽而心得其全」。

孝述窃疑心具众理，心虽昏蔽，而所具之理未尝不在。但当其蔽隔之时，心自为心，理自为理，不相赘属。如二物未格，便觉此一物之理与二不恨入，似为心外之理，而吾心邈然无之。及既格之，便觉彼物之理为吾心素有之物。夫理在吾心，不以未知而无，不以既知而有。然则所以若内若外者，岂其见之异耶？抑亦本无此事，而孝述所见之谬耶？

先生批云：「极是」。

《或问》云：「或考之事为之著，或察之念虑之微」。孝述窃谓事为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处，念虑是心之所发善端之萌处，于此考察，则心迹不遗，可以得理之真实。然当事为念虑之时，又欲着心考察，则是一心二用，互有妨碍，似难于着力。然《或问》又云：「人之明德，全体大用，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。人惟不察乎此，是以汩于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」。《孟子集注》云：「众人虽有不忍人之心，然物欲害之，存焉者寡，故不能察识。而推之政事之间，则又似必着意体察，然后有见」。孝述恐所谓考察，是此心常常反求，不教外驰。心存而不外驰，则精神知觉常只照管自家，步步不离，所以事为之形、念虑之起自然默有所见。若此心寻常逐外，不自管顾，则虽间或真心见前，亦不知其所发。非是临时以此心为之，而又以此心察之也。若齐王爱牛，孟子屡发之，使反求其所以然，却在既发之后，尽可着力追求，意不相妨，恐又与当事体察不同。以此观之，则此所谓考察既以当事言，则似不可重看。孝述愚见如此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不必如此说，只是随处理会是与不是，以为取舍向背之决耳」。

又云：「昔闻延平先生之教云云，虽其规模之大、条理之密若不逮于程子」，孝述窃谓规模之大、条理之密，恐如序所论经文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，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。规模之大，恐自「积习既多，然后脱然有贯通处」以下四段即是。盖举其始终全体而言。条理之密，恐自「物必有理，皆所当穷」以下六段，与前所谓读书论人应事数端即是。盖备夫功夫项目而言之。先生谓其为说远近虚实、大小精粗无不兼尽，而复分先后缓急，恐亦言其条理之密。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只是如此」。

诚意。

孝述妄谓人之本心得之于天，初无不善，所以有不善者，恐是人为逆之也。试以动静验之。静者天，动者人，是以静则无不善，动则常有不善。使其如伊川所谓动以天焉，则恐仍只是善。奈何其不全以天而必杂以人，遂流于不善。今求其实而言之，人心未发，无为思，则其本然之体浑然在此，人更不曾动着，似即南轩所谓天心者。是时安得有不善来？《中庸》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，《乐记》所谓人生而静，天之性，伊川所谓其本真而静，五性具焉，又云喜怒哀乐未发，何尝不善，又云心本善，恐皆指此心而言也。及其既发，有思有为，即属之人。既属之人，即是气质为之。若质纯粹，则惟其所发，无往不与理俱，故本然之性得以顺达而无害。若有偏驳，则其偏驳之发即与理相违。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，又多求快血气之私，而不由义理之节。故本具焉，又每每为所拂害，不得沛然顺发。曩时之善，至是遂流于恶矣。甚则穷人欲，灭天理，曩时之善尽反而纯于恶。《中庸》所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，《乐记》所谓感物而动性之欲，以及夫好恶无节而天理灭，孟子所谓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，其可使为不善，犹水可使过颡在山，濂溪所谓五性感动而善恶分，明道所谓性善犹水之清，其继犹水之流，有流至海而终不浊，其次有远近，有多少，清浊虽不同，然非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，各自出来，伊川所谓其中动而七情出，情荡而性凿，又云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，又云发于思虑，则有善有不善，先生所谓心体本静，然亦不能不动，其用固本无不善，然亦能流而入不善（见印行文集。），恐皆指心之动处言也。夫静则善，动则有不善，是心本善而人每拂之为不善。圣人之所以有教，众人之所以有学，恐只为此。濂溪云：「圣人立教，俾人自易其恶，自至其中而止」。伊川云：「学问之道无他，唯知其不善，则速改以从善而已」。横渠云：「领恶而全好必由学」。又云：「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」，则所谓教，所谓学，只是去其恶以全其善耳。若其紧切着力处，只在此心发动之初。盖私欲之根既埋伏在内，不动则已，才动便牵引起来，势之所必然者。真心之发，其间当有私欲夹杂，不能得纯一。此处杂了，前面便流行不去。是以必于此处清本正源，使人欲净尽，查滓不留，则自此以往天理流行，更无梗拂，而于其本然者得矣。学必以诚意为要，窃恐谓此。妄以《或问》之意如此推测，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说得太多，然却未见诚字之意」。

孝述按，孟子言上世有见亲暴露者，其颡有泚，而非为人泚，中心达于面目。又云人乍见孺子将入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，非为内交要誉，恶其声而然。窃以为此等是恻隐之心发得实处。杨震莫夜遗之金而不受，上蔡自负记问，闻明道玩物丧志之讥，遂汗流浃背，面发赤，窃以为此等是羞恶之心发得实处。张湛居幽室必整，遇妻子若严君，窃以为此是恭敬之心发得实处。孔子诲子路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范氏云，是曰是，非曰非为直，窃以为此是是非之心发得实处。人心之发，每每如此而无所杂，方是意诚。若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与第五伦兄子尝病，一夜十往，退而安寝。子有疾，虽不视而竟夕不眠，窃以为此等是意未诚处。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未亲切」。

孝述妄谓颜子之乐，恐在克复之后。已过此关，克尽己私，故日用间是这道理在胸中平铺地顺流将去，无分毫私欲为之梗拂，故不待勉强作为，自无往而不与此理相周旋，所以触处皆乐。虽行乎穷途逆境，亦只如此，曾不改吾乐焉。曾晰之志，恐是其胸中脱洒，略无系累，遐想其动静语默之节，了覆其所陈之志，似把这道理做家常茶饭相似。日用间只如此平平地顺行将去，似将使万事万物各止其所，而吾心萧然，略不用意作为于其间。亦见夫此理所在，天然自有，触目皆然，自可坦然顺适，不假作为故也。如孝述自觉是初学，不曾窥见一分半分道理，便妄自惊喜，把来抬券。行时本不自在，间只是分付着意，似要于道理上加添些做，与这气象天渊不侔。若曾晰，可谓真知其为天理。但伊川则谓其虽知之，而未必实能为耳。漆雕开之未能自信，恐是正在此处着力，过关未得。窃疑其虽未尽见是理自然流行之妙，而于本然实体固已识之。但恐识认未至真的，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，然亦可见其直要于打斗处下死功夫胜过去，不但及此而遂已也。孝述妄意揣料如此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漆雕开恐不止如此」。

孝述近来自觉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内。若以存养言，当其放时，固是纷纷扰扰，全无是处。其知把捉时，觉得此心在此，不曾从他处去。但依旧荡漾糊涂，蒙蒙然要光不能得光。及至忽然清明时，方是襟怀开爽，耳目聪明，气象迥别。若以穷格言，当其求而不得时，固是茫然无入处，昏懵之极。至反覆寻求，以揣约得大意，又依旧觉得隔了一重，更发不破。又至暂时看得发时，方识认稍明，心地方开。若以诚意言，则日用间身虽物接，而此心顽然不动时，是全然昏隔了。有随接便动时，亦有徐徐略省而后动时。动如在亲前有爱心，在长上之侧有敬心。但其爱敬意就间发得些，又只据见在休了，虽欲勉进，自是做得来无意味，是时心依旧昏。有时忽地感悟，动得别时，其爱直是真切，其敬直是严畏，非有所强而自不能已。是时心方大明。故存养而至于心地明爽，穷理而至于识认分明，诚意而至于真心发见，如此者极是少。三者之中，意诚时尤少，每日省来，觉得白日在梦（明道先生所谓醉生梦死，伊川先生所谓未知道者如醉人，恐可说此。）。虽知得是梦，要教省只是不能得省。如此者岂非质昏之甚而难开，污染之深而难涤耶？仰惟先觉怜而教之，无使终陷，则不胜愿幸！

先生批云：「但且着实持守，不须如此想象，计较作弄，恐思虑过当，别生病痛」。

孝述又自觉质弱，心极易动，日用间才有小小得失，便过喜过惧，此心全体动了。虽欲自家做主，更做不在，以至在喧杂繁扰之地，多处置不下，甚至于乱。大概觉是气怯，而志复无以帅之。不知治此病痛，孰为要切？

先生批云：「只此便是病根，前说正虑其如此耳」。

孝述曩以先兄在嫡，未及有子而没，疑于所主。蒙赐教云，若已立后，则无此疑。但复有曲折，先兄尝收一襁褓之子为嗣，既没，孝述以其未胜丧，又别无同居长上，遂自主丧。才两月，而此子卒。曩时之问，正此子已卒之后，孝述遂不曾言及。先兄将葬，孝述复求从兄之子为之后，亦在襁褓。孝述仍前自主，祠板之题，只从弟称。及领尊教，始悟其非，犹有不能胜丧之疑。闻之伯量，亦云尝以此问先生，先生答云有摄主。又按《丧大记》云：「子幼则以衰抱之人为之拜」，是当以所立之子主丧，而孝述为之摄。自是即欲俟练祭换栗板时易题所称，复有他虑。先兄之后，固为宗子之子，今既收立，不知亦谓之嫡孙否？若可为嫡孙，则庙祭当使之主。又未知襁褓之子即可主祭，为复待其成人或稍长方可？若即可主祭，则今日祠板之变，固合异日迁庙之称矣。如或未可，则今日易从子称，异日复易从弟称，有渎慢之嫌。又按《丧服小记》云：「妇之丧，虞、卒哭其夫若子主之，祔则舅主之」。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。既不嫌数更，则异日再易祠板所称，恐亦无害。又众议以为必从幼子主之，理势方顺。孝述于换栗板日已更称矣，不知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摄主但主其事，名则宗子主之，不可易也。细考《曾子问》诸说可见」。

孝述又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，则异时纳主，恐即据主祀之子祧远祖矣。若未可主祀，且从孝述主之，则异时所纳之主即为旁亲。不知旁亲当别设位而有祧，为复只祔于祖而无祧？

先生批云：「纳主旁亲之说未晓所谓，可更详之」。

孝述议亲十年，展转牵制，尚未成毕。老母欲令今冬毕亲，但先兄几筵未彻，老母乃齐衰三年之服，复有妨碍。然主婚却是叔父，欲姑从乡俗就亲，不知可否？若就毕挈归，凡百从杀，衣服皆从素淡，不知可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若叔父主婚，即可娶妇无嫌，礼律皆可考也。但母在而叔父主婚，恐亦未安，可更详考也」。

孝述谨按《礼》，婿将亲迎，父醮而命之。今孝述父兄俱没，上惟母在，旁尊有叔父，不知往迎之时，当受母命耶？为复受叔父之命耶？

先生批云：「当受命于母。然母既有服，又似难行。记得《春秋》隐二年《公羊传》有母命其诸父兄，而诸父兄以命使者之说，恐可检看，为叔父称母之命以命之否？更详之。更以上条并考之」。

孝述又按《礼》，妇盥馈舅姑。若舅已没，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馈礼否？

先生批云：「叔父无盥馈之文。盖与姑受礼，礼相妨也。母若有服，则亦难行此礼。要是本领未正，百事俱碍耳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》卷一○。又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学行典卷五四、礼仪典卷三一。）」。

为：《正讹》改作「无」。

示及《古韵通式》，简约通贯，警发为多。四声互用，无可疑者。但「切响」二字，不审义例如何？幸望详赐指喻。又其间如「积」、「劭」、「植」、「囿」、「浅」、「昧」、「晰」七字，恐合入四声互用例中，不知何故却入此门？亦乞见教。「麒」之为「极」，「十」之为「谌」，似亦是四声例也。近因推考，见吴才老功夫尽多，但亦有未尽处。汎考古书及今方言，此类盖不胜举也。《诗说》见此抄写未毕，毕即拜呈求教矣。闻人丈顷年见之三山，扣以《诗》中数事，甚蒙知奖。但恨不得款尽其说耳。《豳诗》之说，则恐未然。盖《破斧》以后诸诗，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诗，此自《小序》之误耳。它日缪说得彻尊听，当为印證其可而掊击其不然，乃所愿也。所喻《诗》论十篇，便中幸早见教为望。汀盐之弊已极，子直之策未为不然，横为诸司所排，使不得伸，一方之民可谓重不幸矣。晦伯书来，所欲更张者尤广。观此事势，如何行得？近闻诸司于旧法中减落一二小小縻费，便谓可革宿弊。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，无以异于小儿之戏论，甚可笑也。《孝经》妄意所疑，不谓汪丈亦有此说。近亦条具数处，并俟后便拜呈也。「四营成易」，正为「易」字即是「变」字，故其下文便以十有八变承之。「再扐后挂」，即所谓再揲三揲者，是又一四营也。凡为四营者三，乃成一爻，为四营者十八，乃为一卦。此以积数文义求之，皆无所碍，不审尊意以为如何也。月桩条对，亦乞颐指，录以见教。此事从来只是得于耳学，竟未知其端的也。广西盐法近得詹丈书，极以为便。亦录得中间解析范容州劄子画一来，而自彼来者无不以州郡窘乏为言，不知的是如何。地远难遥度，传闻亦难尽信。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，常苦于掣肘而不得行，其为民害者则因循苟且，上下尊守，以为不可易。设使便有姚元崇，真有济世之术，亦未必得如其意，此可叹也。又蒙别纸垂喻俞广文立二公祠之意，使为记文，尤荷不鄙。但此事今日老丈在彼，晚学小生岂当僭取而妄为之？此决不敢承命。若广文有请于门下，它日文成，区区得以题额，附名左方，亦云幸矣。幸达此意于广文，敬泚笔以俟命也。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经由请见，幸与其进而教诲之。其人有志于学，守官不苟，王漕亦令去请教也。

熟闻英誉，有日于兹，忽奉珍函，为礼特厚。启缄疾读，荷意难忘。伏惟玉叶传芳，璇源孕秀。谦恭克守，绰有老成之风；问学自将，尽脱豪华之习。宗盟推重，公听益孚。会看发轫之初，即快亨涂之骋。熹属叨误宠，骤畀左符。方斯引分以投闲，未敢修书而见意。岂图先辱，良用厚颜！眷然息偃之安，庶几得请；邈矣披承之愿，徒切驰情。

熹生十五年，当绍兴之癸亥，始得与子衡游于潭溪之上。是时子衡生亦十五年，与余同师相好也。予生后子衡者五月，以故兄事之。自是几二十年矣，其游日以久，故其好日以笃。所居又为东西邻，弦歌诵说之声相闻，其间阔不以朝夕见者，非行役在外，则或事之萦系而不得肆尔。其馀则是聚而语六经百氏之奥，立身行事之方，与当世之得失，无不讲以求其至。而及乎文章之趣，字画伎艺之工否者，皆其馀也。子衡若以余为可与语者，予亦赖子衡以自进，故虽间而为一日之别，未尝不勤勤然相向慕，以别为可惜也。今子衡一旦自以为学未足以充其资，去而之三山，从师学焉。曩余与子衡游，观其颖利明达，沈酣乎载籍之文而从事乎道德之实，固已知其中有以大过人者矣，然犹惧其以是而自足也。盖至乎今日，然后知其中之果有以大过人也。盖学之患莫甚于自足，莫害于无师。幸得师而承之，于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学也。今子衡之行，不以千里为远，不以颖利明达之资为贤于人，其志岂止优于今之为士者哉！顾知所以求师而亦素得之矣，则予之所道者，亦岂复有他求哉？亦愿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学者于师而已。诚能如是言者，则虽暌离之叹有甚于一日之别，而予与子衡不可以介然于怀也。则予之所以与子衡者，其亦可知矣夫。子衡之所以责于我者，其亦可以无负矣夫。绍兴三十二年十有二月，从表弟新安朱熹序。

通经之士固当终身践言，乃为不负所学，斯言之要，所以警乎学者可谓至深切矣。然士之必于通经，正为讲明圣贤之训，以为终身践履之资耳，非直以分章析句为通经，然后乃求践言以实之也。李君承之来自庐陵，出示澹庵先生胡公所为作《论语解序》，歛衽三复，如奉音旨。敢窃推其馀意，以附卷尾。李君幸以愚言思之，则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扬期待之意矣。淳熙乙巳六月乙丑，新安朱熹敬书。

蜀人李君承之见过山间，示诗一编，词源奔放而句律谨严，读之令人亹亹不厌。间出澹庵先生胡公和章一卷，皆其手笔，又知君诗之胜，已为名流知重如此也。因复自念顷岁尝得一见先生于临安，其后遂叨荐宠，而不知所以得之，或者以为先生尝见其诗而喜之也。顾今衰落，惠许不酬，而李君辩博纵横，究知西南利病，盖不但深于诗者，亦复流落艰难，疲于道路，岂先生所许以为可与言诗者例如此耶？慨念先生不可复见，因太息为书其后云。淳熙乙巳六月乙丑，新安朱熹书。

道之在天下未尝亡，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，则如昼夜寒暑之相反。故二帝三王之治，《诗》《书》六艺之文，后世莫能及之。盖非功效语言之不类，乃其本心事实之不侔也。虽然，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，彼所谓道者，则固未尝亡矣。而《大学》之教，所谓明德新民、止于至善者，又已具有明法，若可阶而升焉。后之读其书、考其事者，诚能深思熟讲以探其本，谨守力行以践其实，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、塞者通，则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，夫岂患其终不及哉？苟为不然，而但为模放假窃之计，则不惟精粗悬绝，终无可似之理，政使似之，然于其道亦何足以有所发明？此有志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为也。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，读古圣贤之书而粗识其用，则于道之未尝亡者盖有意焉，而于明德新民之学亦不可谓无其志矣。然未尝深探其本而尽力于其实，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，顾乃挟其窥觇想像之彷佛，而谓圣之所以圣、贤之所以贤与其所以修身、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国家者，举皆不越乎此。是以一见隋文而陈十二策，则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为伊、周，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为汤、武，且不待其招而往，不待其问而告，则又轻其道以求售焉。及其不遇而归，其年盖亦未为晚也。若能于此反之于身，以益求其所未至，使明德之方、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，则异时得君行道，安知其卒不逮于古人？政使不幸终无所遇，至于甚不得已而笔之于书，亦必有以发经言之馀蕴而开后学于无穷。顾乃不知出此，而不胜其好名欲速之心，汲汲乎日以著书立言为己任，则其用心为已外矣。及其无以自托，乃复捃拾两汉以来文字言语之陋，功名事业之卑，而求其天资之偶合与其窃取而近似者，依仿六经，次第采辑，因以牵挽其人，强而跻之二帝三王之列。今其遗编虽不可见，然考之《中说》而得其规模之大略，则彼之赞《易》，是岂足以知先天后天之相为体用？而高文武宣之制，是岂有精一执中之传？曹、刘、颜、谢之诗，是岂有物则秉彝之训？叔孙通、公孙述、曹褒、荀勖之礼乐，又孰与伯夷、后夔、周公之懿？至于宋魏以来，一南一北，校功度德，盖未有以相君臣也。则其天命人心之向背，统绪继承之偏正，亦何足论？而欲攘臂其间，夺彼予此，以自列于孔子之《春秋》哉！盖既不自知其学之不足以为周、孔，又不知两汉之不足以为三王，而徒欲以是区区者比而效之于形似影响之间，傲然自谓足以承千圣而诏百王矣，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儿童之一戏，又适以是而自纳于吴楚僭王之诛，使夫后世知道之君子虽或有取于其言，而终不能无恨于此，是亦可悲也已。至于假卜筮、象《论语》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为弟子，是乃福郊福畤之所为，而非仲淹之雅意。然推原本始，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启之，则亦不得为无罪矣。或曰：「然则仲淹之学固不得为孟子之伦矣，其视荀、扬、韩氏，亦有可得而优劣者耶」？曰：「荀卿之学杂于申商，子云之学本于黄老，而其著书之意，盖亦姑托空文以自见耳，非如仲淹之学颇近于正，而粗有可用之实也。至于退之《原道》诸篇，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、扬、仲淹之所及者。然考其平生意乡之所在，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，时俗富贵利达之求。而其览观古今之变，将以措诸事业者，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恳恻而有条理也。是以予于仲淹独深惜之，而有所不暇于三子。是亦《春秋》责贤者备之遗意也。可胜叹哉」！

《吴执中传》在《徽录》八十八卷，《国史》九十三卷，与其家传皆相应。但家传云：「公缘微病，踰月不对，已有间之者。一日面奏，论列边防利害，及于一二大臣。上不说，翌日落职，知滁州（大观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告下。）」。又载：「十月二十二日奉圣旨，吴执中初除中宪，议论刚正，凡所陈述，殊无顾忌，颇有古直之操，遂降诏褒之。厥后仅两月馀日，并无建明。一日进对，奏陈论列，殊无根柢，惑于邪说，顿失所守。可落职知和州，替蔡嶷。仍放谢辞，限日下出国门。其蔡嶷别与差遣（此必是省劄。）」。而传云：「先是，蔡京忌张康国，引执中居言路。执中论刘炳兄弟不葬亲，数宋乔年父子过恶，相继罢黜。炳与乔年，皆京党也。及上语执政，嘉其不阿，康国奏：『意在逐臣』，已而言康国之章果上。上怒执中怀谗，出知滁州（此事不知何据，但语意向背不伦。执中本是京引居言路，使攻康国，则不应先攻京党而后及康国也。）」。又家传云：「政和改元，星文示变。公以为推寻厥咎之由，实自蔡京始，因列其命令不信，刑罚失中，公帑空虚，民力困匮，农桑失业，货财不通，而穷荒无用之地追讨兴建无已之罪，请降京五官，以太子少保退居于杭」。又载御笔云：「比以旧弼蔡京擅作威福，傲睨弗悛，屡致人言，禠官斥外，申严邦宪，足示诫惩。尚虑怨仇乘时骋忿，捃摭旧事，论列未休，下石相挤，弹击不已，务快复雠之私忿，不思体貌之前规，致矫枉过中，疾恶已甚，宜俾宽宥，曲示始终。咨尔台僚，明听朕命（大观四年。）」。而传云：「彗星见，上察京奸状，欲逐之。言者交论京不已，执中上章，谓进退大臣当存体貌，于是为京降诏而京得不重贬（此与家传亦不同。然执中后以不论张商英贬黜，则非蔡氏之党矣。未知本传何据书此。）」。执中尝举游酢自代，又尝差同开封尹李孝寿鞠陈正汇告变事，执中平心以处，得罪者自以为不冤。尝论花石纲，诏即罢之。后每有所须索，必戒左右曰：「毋令吴某知」。翰林学士张阁等出守杭州，陛辞日，乞领花石纲事。自是应奉愈炽，不可救矣。尝论郭天信过恶，而言者以为与商英皆天信所荐。与吕惠卿为友婿，惠卿遭时得君，所荐无不拔用。执中在选调，未尝附丽以图进取（并家传。）。御笔云：「卿前日上殿，奏陈曾任学事，见今放罢姓名，可亲书实封进入」。「臣伏奉御封（云云。）右臣昨面奏，系是提举荆湖南学事胡安国，谨具奏闻」。

执中子岩夫，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，出太师鲁公京门。余深尝于彭世英家见其议蔡卞谥文正议。

魏徵以《小戴礼》综汇不伦，更作《类礼》二十篇，数年而成。太宗美其书，录寘内府。今此书不复见，甚可惜也。

王彦霖行蔡确词，乃邵武大乾高宇所为，其家尚有遗稿（方伯谟尝见之。）。

乙卯十一月四日，詹元善说去年见李兼济说寿皇曾遣一小珰，以中原事问平江何蓑衣。蓑衣授以纸笔，口诵数语，令书以进曰：「贺新郎，贺新郎，胡孙拖白不终场。不终场，未便休，雄豪分裂争王侯。争王侯，闹啾啾，也须还我一百州」。寿皇以示兼济之父秀叔参政。后数年，虏储允恭死，虏酋雍亦毙，而孙璟袭位，即所谓胡孙者也。岂璟将不终而中原分裂，河南、北将复我也耶？元善又见异书云：「火龙变化丹蛇腾，青羊踯躅乌犍耕，玄豨冲突苍鼠平」，亦莫详其为何等语也。姑并记此，三年而后出之。

释氏有清草堂者，有名丛林间。其始学时，若无所入。有告之者曰：「子不见猫之捕鼠乎？四足据地，首尾一直，目睛不瞬，心无它念。唯其不动，动则鼠无所逃矣」。清用其言，乃有所入。彼之所学虽与吾异，然其所以得之者，则无彼此之殊。学者宜以是而自警也。

闽中人李复，字履中，及识横渠先生。绍圣间为西边使者，博记能文。今信州有《潏水集》者，即其文也。其间有论孟子养气者：「动必由理，故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地，无忧无惧，其气岂不充乎？故曰是集义所生者。舍是则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责，自歉于中，气为之丧矣，故曰无是馁也」。此语虽疏，然却得其大旨。近世诸儒之论多以过高而失之，甚者流于老庄而不知，不若此说之为得也。惜其乱于诗文博杂之中，学者或不之读，故表而出之。

蜀人冯当可之文号《缙云集》，集中有封事，末云：「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跸建康，选将练卒，用张浚、刘锜总统诸军，节用损己，以充军费，皆事也，非事之本也。惟陛下远便佞、疏近习，清心寡欲，以临事变，此兴事造业之根本。《洪范》所谓『皇建其有极』者也」。此绍兴庚辰、辛巳之间所上，其谋画议论，皆奇伟的当。而所论皇建有极，又深明治本而略识经意，古今论《洪范》者少能及也。余尝作《皇极辨》，与之暗合，因笔其语以證余说。旧见汪端明尝称其人，甚敬重之。今果不谬云。

《说文》：「䏌，振䏌也，从肉，入声，许讫反」。东坡疑从「入」无缘为䏌声，而谓舞必八人为列，乃谓「佾」即「䏌」字，从「八」从「肉」。今按，此乃《说文》之误，东坡疑之是也，而其所以为说则非。若以「八」字为「兮」而从「肉」、「兮」省声，则正得许讫切矣。「䏌」又从「人」，乃为「佾」字，盖舞则人之振䏌也。然今《说文》不见「佾」字，坡云有之，未详其说。每详「䏌」字即「肸」字，故《说文》但有「䏌」字而别无「肸」字。坡疑「佾」即「䏌」字，亦非也。《班史·武纪》谓云「屑然如有闻」，亦肸乡之义也。

东坡又云《宋书·乐志》论房中乐非后妃事，盖《周礼》注误，极有理（当考。）。武庚即是禄父，东坡以为两人，恐别有据（已上并见泉州舶司所刻《雪堂帖》。）。

东坡手书煮猪肉法引《孟子》曰：「心勿忘勿助长」，知前辈读此，皆依古注「勿正」为句绝，非独程先生也。作「正心」者，其始于王氏乎。然文势亦或有之，未可直以为非，故予于《集注》两存之。

会稽官书版本有《子华子》者，云是程本字子华者所作，即孔子所与倾盖而语者。好奇之士多喜称之。以予观之，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，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，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，其语多用《左传》、《班史》中字，其粉饰涂泽、俯仰态度，但如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撰者所为。不惟决非先秦古书，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。原其所以，祗因《家语》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，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，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予，必是当时贤者，可以假托声势，眩惑世人，遂伪造此书以傅合之。正如麻衣道者本无言语，祗因小说有陈希夷问钱若水骨法一事，遂为南康军戴师愈者伪造《正易心法》之书以托之也。《麻衣易》予亦尝辩之矣，然戴生朴陋，予尝识之，其书鄙俚，不足惑人。此《子华子》者，计必一能文之士所作，其言精丽，过《麻衣易》远甚。如论《河图》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，六与八蹈一而下沈，五居其中，据三持七，巧亦甚矣。唯其甚巧，所以知其非古书也。又以《洛书》为《河图》，亦仍刘牧之谬，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。或云王铚性之、姚宽令威多作赝书，二人皆居越中，恐出其手，然又恐非其所能及。如《子华子》者，今亦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，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，其前一篇托为刘向而殊不类向它书，后二篇乃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，类若世之匿名书者。至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，正是并缘释氏之说。其卒章宗君、三祥、蒲璧等事，皆剽剥它书，傅会为说。其自叙出处，又与《孔丛子》载子顺事略相似（《孔丛》亦伪书也。）。又言有大造于赵宗者，即指程婴而言。以《左传》考之，赵朔既死，其家内乱，朔之诸弟或放或死，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，故武从其母畜于公宫，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，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？且其曰有大造者，又用吕相绝秦语，其不足信明甚。而近岁以来，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，固已可怪。至引其说以自證其姓氏之所从出，则又诬其祖矣。大抵学不知本而眩于多爱，又每务欲出于众人之所不知者以为博，是以其弊必至于此。可不戒哉！

或云程邑在雍州之东二十里，王季所居。又引苏黄门《诗说》，周之程邑，汉扶风安陵县也。予按，雍州之境东自西河，西距黑水，延袤数千里，不知所谓州东二十里者，自何处计此里数？若指丰、镐而言，则经传初不明言其为雍州治所。又按《汉志》，安陵在长安北四十里，不应言东。又按《皇矣》之诗，此诗乃是文王克密之后所作，亦不得为王季所居也。然意此语必有自来，但「州」字当是衍文耳。所谓雍者，乃扶风之雍县，其地亦在长安之北，计与安陵相去不远，故得引以相明。唯王季之云，恐别有所据，然亦未知其与《诗说》孰为得失也（当考。）。

上虞、馀姚二邑，皆以舜名。而上虞村落又有号百官，俗传百官牛羊之处也。或谓四旁多舜事迹，疑其子孙所封，理或有之，然不可考矣。大抵地名古迹亦多沿袭讹谬，如《子华子》后序，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贵溪县，盖其图经之说如此，岂有此理哉？以它书考之，地名鬼谷者凡数处，疑特俚俗相传物魅之区尔，未必仪秦之师所居也。上虞旁邑嵊县有戈、过二姓，即少康所灭羿浞之党。其子孙乃聚于一邑，又近禹葬之地，不知其何故也。

俚俗相传，疫疾能传染人，有病此者，邻里断绝，不通讯问，甚者虽骨肉至亲，亦或委之而去。伤俗害理，莫此为甚。或者恶其如此，遂著书以晓之，谓疫无传染，不须畏避。其意善矣，然其实不然，是以闻者莫之信也。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，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。盖曰无染而不须避者，以利害言也。曰虽染而不当避者，以恩义言也。告之以利害，则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无害而已，不知恩义之为重也。一有染焉，则吾说将不见信，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。告之以恩义，则彼之不避者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也。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，则虽有染者，亦知吾言之无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违矣。抑染与不染，似亦系乎人心之邪正，气体之虚实，不可一概论也。吾外大父祝公少时邻里有全家病疫者，人莫敢亲。公为煮粥药，日走其家，遍饮病者而后归。刘宾之官永嘉时，郡中大疫。宾之日遍走视，亲为诊脉，候其寒温，人与药饵。讫事而去，不复盥手，人以为难。后皆无恙云。

沙随有《活人书辨》，当求之。

严州王君仪能以《易》言祸福，其术略如徐复、林瑀之说，以一卦直一年。尝言绍兴壬戌太母当还，其后果然。人问其故，则曰：「是年《晋》卦直事有『受兹介福，于其王母』之文也」。予谓此亦小数之偶中耳。若遂以君仪为知《易》，则吾不知其说也。沙随《春秋例》说滕子来朝为自贬而用小国之礼，如郑人争承之比，最为精当。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称人，谷邓书名，又有不可通者。而诸儒之说，亦莫之能明也。

《孟子》「决汝汉，排淮泗而注之江」，此但作文取其字数以足对偶而云耳。若以水路之实论之，便有不通，而亦初无所害于理也。说者见其不通，便欲强为之说，然亦徒为穿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。如沈存中引李习之《来南录》云：「自淮沿流至于高邮，乃溯于江」，因谓淮泗入江，乃禹之旧迹，故道宛然。但今江淮已深，不能至高邮耳。此说甚似，其实非也。按《禹贡》，淮水出桐柏，会泗沂以入于海。故以小江而列于四渎，正以其能专达于海耳。若如此说，则《禹贡》当云南入于江，不应言东入于海，而淮亦不得为渎矣。且习之「沿溯」二字似亦未当。盖古今往来淮南，只行邗沟运河，皆筑埭置闸，储闭潮汐以通漕运，非流水也。若使当时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，则不须更开运河矣。故自淮至高邮，不得为沿；自高邮以入江，不得为王。而习之又有「自淮顺潮入新浦」之言，则是入运河时偶随淮潮而入，有似于沿意。其过高邮后，又迎江潮而出，故复有似于溯，而察之不审，致此谬误。今人以是而说《孟子》，是以误而益误也（今按，《来南录》中无此语，未详其故。）。近世又有立说，以为淮泗本不入江，当洪水横流之时，排退淮泗，然后能决汝汉以入江。此说尤巧而尤不通。盖汝水入淮，泗水亦入淮，三水合而为一。若排退淮泗，则汝水亦见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。汉水自嶓冢过襄阳南流，至汉阳军，乃入于江。淮自桐柏东流，会汝水、泗水以入于海。淮、汉之间，自有大山，自唐、邓、光、黄以下至于潜霍，地势隔蓦。虽使淮泗横流，亦与江汉不相干涉，不待排退二水而后汉得入江也。大抵《孟子》之言只是行文之失，无害于义理，不必曲为之说，闲费心力也。

《春秋》上辛雩，季辛又雩，《公羊》为昭公聚众以攻季氏，此说非是。昭公失民已久，安能聚众？不过得游手聚观之人耳，又安能逐季氏？宋昭公、季氏事见《左氏传》，极有首尾。公羊子特传闻想料之言尔，何足为据？或者乃信其说，以解《春秋》。既为谬误，又欲引之以解《论语》樊迟从游舞雩之下一段问答，以为为昭公逐季氏而发者，则又误之甚矣。此弊盖原于苏氏问社之说，而近世又增广之也。尝见徐端立丈说曾以苏说问尹和靖，和靖正色久之，乃言曰：「解经而欲新奇，何所不至」？闻之令人悚然汗下。

或说《鱼丽》诗云：「罶，笱也。笱者，寡妇之器也。寡妇得鱼而不为富彊所夺，则是太平之象，而可告功于神明也」。此因小序而失之，固为无理。然专以笱为寡妇之器，似亦未然。盖聚石为梁，必有笱以承其阙空，乃可得鱼。凡取鱼者皆然，非但寡妇也。但笱易成而易用，虽寡妇亦能置之，故以为寡妇之笱。它人则取鱼之器尚多，不专用笱耳。非谓它人不得用笱，而唯寡妇得用，亦非谓寡妇只得用笱，而不得更以它物取鱼也。《谷风》《小弁》之诗皆曰：「无逝我梁，无发我笱」，岂寡妇之作也哉？

「打」字今浙西呼如谪耿切之声，亦有用去声处。大抵方言多有自来，亦有暗合古语者。如浙人谓「不」为「弗」，又或转而为「否（呼若甫云。）」。闽人有谓「口」为「苦」，「走」为「祖」者，皆合古韵。此类尚多，不能尽举也。

附子今人未尝不服，但熟即已疾，生则杀人耳。汉淳于衍毒杀许后，盖生用也。果尔，则虽平人亦不免，况乳妇乎。或者乃以今人有新产而以附子愈疾者，遂疑汉史之误，过矣。予尝中乌喙毒，始时头岑岑然，久之加烦懑，正如许后之證。当时在深山中，不能得药，须臾通身皆黑，势甚危恶，意必死矣。偶记汉质帝语，得水尚可活，亟令多汲新水连饮之，遂大呕泄而解。此亦不可不知也。

或谓李华著论废卜，故终失节。王涯首议搉茶，后亦得祸。至如近岁茶商作贼，杀人甚众，皆涯之罪也。予谓废卜固其所见之谬，然与失节事不相类。搉茶固为有罪，然甘露之变，死者十馀族，岂皆搉茶所致？且今村民争田争水，劫取谷粟，以致杀伤者多矣，又可追咎神农、后稷耶？大抵论事只当言其理之是非，不当计其事之利害。此等议论虽欲因事设为警戒，然其势将有所穷，反使世人并与正理而疑之，非小失也。

《韦苏州集》载秦系诗自署「东海钓客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」，而诗有「久卧云间已息机，青袍忽著狎鸥飞」之句。盖系尝隐泉州九日山，故有东海之号。「青袍忽著」，自谓其新授校书郎尔。故韦和诗云：「知掩山扉二十秋，鱼须翠碧弄床头」，正答其意也。或者乃谓青袍、翠碧皆为韦发，既失诗意，又谓唐刺史不借服色，则又误矣。牛丛对宣宗云：「臣今服绯」，是刺史所借。而白乐天忠州被召时诗言之极详，何考之不审耶？韦苏州事迹，王厚叔序中考之已详。近年姚令威又作后序，于厚叔外又增补二事，然皆失之。其一以韦赠人诗有「少年游太学」之句，遂谓韦尝游太学。不知韦诗所云，乃是谓所赠之人也。其一以韦有「分竹守南谯」之句，遂谓韦尝守亳，不知南谯乃滁州也。其说之误，正与青袍者相似。夸多之弊，至于如此。事虽不急，亦可戒也。

或说「说大人则藐之」，以藐为自小之意，云说大人时当如子弟之对父兄，恬然泰然，说尽道理，不作大事看，非谓小视大人也。此说甚怪，下文更说不行。如「吾何畏彼哉」一句，不知却如何说？人皆知其不可，而或者信之。盖正理不明而先入为主，故其惑如此，亦非止此一条也。

或云旧见《水忏》言有行者盗常住食物而变为饿鬼者，初不之信。近见《夷坚志》亦有此事，乃信。理可推者，人理耳。若鬼神仙佛事，非理可究。予谓二事一律，妄则皆妄，真则皆真。今乃疑其一于前而信其一于后，何耶？天下之事，巨细幽明莫不有理，未有无理之事，无事之理，不可以内外言也。若有不可推者，则岂理之谓哉？或又云庄、列、释氏皆有大过人者，但为从别路去，故不可与校是非。予谓既云别路，则须自有正路，只此正路别路之间，便有是非可校，何言不可耶？

或读《关雎》，问其训诂名物，皆不能言，便说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」云云者。余告之曰：「若如此读《诗》，则只消此八字，更添『思无邪』三字成十一字，后便无话可说。三百五篇，皆成查滓矣」。因记得顷年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先生《易传》何处是切要处，尹云：「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此是最切要处」。后举似李先生，先生曰：「尹说固好，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，方始说得此话。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，便与他如此说，岂不误它」？余闻之悚然，始知前日空言无实，全不济事，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。

《艮》下《坎》上，其卦为《蹇》。蹇，难也。西南阴方，平易之地；东北阳方，险阻之处。当蹇之时，利趋平易而不利走险阻，又利见大人以济蹇，而守正则吉。故筮得此卦，其占如此。以《彖传》言之，云《易》本义合如此。

礼书，此书异时必有两本，其据《周礼》，分经传，不多取《国语》杂书迂僻蔓衍之说，吾书也。其黜《周礼》，使事无统纪，合经传，使书无间别，多取《国语》杂记之言，使传者疑而习者蔽，非吾书也。刘原父尝病何休以不修《春秋百二十国宝书》、《三礼春秋》，而予反病二书之不传，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也。异时此书别本必将出于信饶之间，石桥之野，故箱败簏之间，其亦足以为予笔削之助乎。十月十八夜，因读余正父修《礼》而书。

公与赵鼎当国时，议徽宗在沙漠，当遣信通问，遂遣问安使何藓等行。是年正月二十五日，藓归，报徽宗皇帝、宁德皇后相继上仙。上号恸擗踊，哀不自胜。公奏：「天子之孝，与士庶不同。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庙、奉社稷者。今梓宫未返，天下涂炭，至雠深耻，亘古所无。陛下挥涕而起，歛发而趋，一怒以安天下之民，臣犹以为晚也」。数日后求奏事，深陈国家祸难，涕泣不能兴。因乞降诏谕中外。上命公具草以进，亲书付外。其词曰：「朕以不敏不明，托于士民之上，勉求治道，思济多艰。而上帝降罚，祸延于我有家，天地崩裂，讳问远至。呜呼！朕负终身之戚，怀无穷之恨。凡我臣庶，尚忍闻之乎！今朕所赖以宏济大业，在兵与民。惟尔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，思所以治兵恤民，辅朕不逮。皇天后土，实照临之。无或自暇，不恤朕忧」。又以公请，命诸大将率三军发哀成服，中外感动。公退，又具奏待罪曰：「仰惟陛下时遇艰难，身当险阻，图回事业，寝食不遑。所以思慕两宫，忧劳百姓，未尝一日忘也。臣之至愚，获遭任用，在诸臣先，每因从容语及北狩事，圣情恻怛，泪必数行。臣感慨自期，愿歼虏雠。十年之间，亲养阙然，爰及妻孥，莫之私顾，其意亦欲遂陛下孝养之至，拯生民涂炭之难，则臣之事亲保家，庶几得矣。昊天不吊，祸变忽生，使陛下抱无穷之痛，积罔极之思，哀复何言？罪将谁执？载念昔者陕蜀之行，陛下丁宁告戒，且曰：『我有大隙于虏，刷此至耻，惟臣是属』。而臣终隳成功，使贼无惮。况以沙漠之墟，食饮忧虑，两宫处此，违豫固宜。今日之祸，端自臣致。尚叨近辅，实愧心颜。伏愿明赐罢黜，亟正典刑，仰以慰上皇在天之灵，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气」。上降诏起公视事，公再上疏待罪，不获请。车驾以二十七日发平江，三月十一日至建康。时公总领中外之政，会车驾巡幸，又值国恤，几事丛委。公以一身任之，至诚恻怛，上下感动，人情赖公以安。每对必深言雠耻之大，反复再三，上未尝不改容流涕。上方厉精克己，务自损节，戒饬宫庭内侍等无敢少有越度者。事无巨细，必以咨公。赐诸将诏旨，往往命公拟进，未尝易一字。四方有灾异，公必以闻，祥瑞则皆抑不奏。知果州宇文彬、通判庞信孺进嘉禾九穗，并镌秩放罢，而四方皆知朝廷好恶所在矣。四月，公行淮西，抚喻诸屯，筑庐州城，治东西关，且申防秋备。自公来东南，太夫人留蜀。及再入政府，遣人迎侍。太夫人安于蜀，未即出。上为降旨，召公兄滉俾迎侍而来，又遣内侍胡宗回往喻意。五月始达建康，而公亦自淮西归。上叠遣中使劳问太夫人，赐予稠叠。公戴星而出，经处国事，至暮入侍色养，委曲奉承，中外观感歆慕，传相告语，以为美谈。自公与赵鼎在相位，以招来贤才为急务，从列要津，多一时之望，百执事奔走效职，不敢自营，人号为小元祐，而公尤未尝以恩泽私亲戚。仲兄滉上知其贤，累欲加以异恩，公辄辞。及赐进士第，后省官缴驳，公非惟不加忤，且奏不当以臣故沮后省公议。外舅宇文时中政和中为郎，出守大藩，旧已寓直，万里召赴，仅进职知湖州。舅氏计有功久在幕府，得直徽猷阁。公止，乞就秘阁，人服其公。公以人主当务讲学以为修身致治之本，荐河南门人尹焞宜在讲筵，有旨趣赴阙。会旱灾，且自太夫人以次阖门悉卧病，公力求去，至再四不得。方车驾在平江时，公归自江上，奏刘光世握兵数万，无复纪律，沈酣酒色，不恤国事。语以恢复，意气怫然。宜赐罢斥，用警将帅。上然之，罢光世而以其兵尽属督府。公命参谋、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，公又自往劳之，人情协附，上下帖然。而枢密使秦桧、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意以握兵为督府之嫌，奏乞置武帅。台谏观望，继有请，乃以王德为都统制，即军中取郦琼副之。公归，以为不然，奏论之，而琼等亦与德有旧怨，与其下八人列状诉御史台。乃命张俊为宣抚使，杨沂中、刘锜为制置判官以抚之。此军自闻王德为帅，往往怀疑，而郦琼遂阴有异志，唱摇其间。八月八日，琼等举军叛，执吕祉以行，欲渡淮归刘豫。祉不肯渡，詈琼等，碎齿折首以死。公遂引咎，力求去位。上不得留，因问可代者。公辞不对。上曰：「秦桧何如」？公曰：「近与共事，始知其暗」。上曰：「然则用赵鼎」。遂令公拟批召鼎。既出，桧谓公必荐己，就閤子与公语。良久，上遣人促进所拟文字，桧始错愕而出。后反谓鼎：「上召公，而张丞相迟留，至上使人促，始进入」。桧之交谍类此。公本以桧靖康中建议立赵氏，不畏死，有力量，可与天下事，而一时仁贤荐桧尤力，公遂推引。既同朝，始觉其顾望包藏，故临行因上问及之。先是，公遣人赍手榜入伪地云：「刘豫本以书生被遇太上皇帝，曾居言路。主上嗣极，擢守乡郡。当山东之要冲，任济南之委寄，眷礼殊厚，责望至深。俄闻率众以请降，旋乃失身而据位。谅亦迫于畏死，姑务偷生。如能诱致金人，使之疲弊，精兵健马，渐次消磨，兹诚报国之良图，亦尔为臣之后效。更须爱惜民力，勿使伤残。傥或永怀异心，自致显戮，岂惟皇天后土有所不容，抑恐义士忠臣终怀愤疾」。金虏用事者见此榜，已疑豫。八月，豫闻王师欲北向，遣韩元英告于虏，谓南寇张某总领乌合之兵，或逼宿亳，或窥陈蔡，或出襄阳，增修器甲，趣办军装，其志不小。先起制人，后起制于人，欲乞兵同举。虏得此报，谓豫真欲困己，益疑之。会琼等叛去，公复多遣间散持蜡书，故遗之。大抵谓豫已相结约，故遣琼等降，而豫又乞兵于虏。十月，虏副元帅兀术径领兵来废豫，惜其机会之来，公已去位矣。盖公以九月五日得请，授观文殿大学士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左司谏王缙奏乞留公，即日补外。都官郎中赵令衿继上疏，亦罢去。而御史中丞周秘、殿中侍御史石公揆、右正言李谊交章诋公未已，旋落职，以朝奉大夫、秘书少监分司西京，永州居住。于是赵鼎复当国，而车驾自江上还临安矣。公出任国事，每以不得从容尽子职为念。及既去国，太夫人以公退处，欣然从之。八年二月，抵永，左右侍旁，凡所以顺承亲意者无不曲尽。太夫人安之，不知其为迁谪也。然公自以为上遇我厚，虽流离远屏，亦未尝一念不在朝廷。作草堂旁近，以奉版舆游历，命以「三省」，为文纪之曰：「予作堂于寓止客馆之东隅，仅庇风雨，取曾子三省之目以名之。其省谓何？思吾之忠于君、孝于亲、修于己者恐或未至也。士大夫学圣人之道，当求所以通天人之际。予之三省，将有进于斯而愧其未能也」。则公之所深省而自得者远矣。是岁秦桧已得政，始决屈己和戎之议。九年正月，诏书至永。公伏读恐惧，寝食不安，移书参知政事孙近，大略曰：「鲁仲连不尊秦为帝，且云连宁有蹈东海而死，盖知帝秦之祸迟发而大。况我至雠深隙，乃欲修好而幸目前少安乎？异时岁币求增而不已，使命络绎以来临，以至更立妃后，变置大臣，起罢兵之议，建入觐之谋，皆或有之矣。某是以伏读诏书，不觉战汗。幸公深思，密以启沃」。又闻故人李光自洪州召入政府，复以此意移书抵之，怀不自已。又具劄子以奏曰：「恭睹诏书之颁，再三伏读，通夕不寐。今日事之虚实姑未论，借令虏中有故，上下分离，天属尽归，河南遂复，我必德其厚赐，谨守信誓。将来人情益解，士气渐消，彼或内变既平，指瑕造隙，肆无厌之欲，发难从之请，其将何词以对？顾事理可忧，有甚于此者。陛下焦心劳虑，积意兵政，精诚感格，将士渐孚。一旦北面事虏，听其号令，游谈之士取功于一时，忠勋之臣置身于无用，小大将帅，孰不解体？陛下且欲经理河南而有之，臣知其无与赴功而共守者矣。今从约之遽，肆赦之速，用世儒之常说，答猾虏之诡秘，措置失绪，不胜寒心。愿陛下思宗社之计，图恢复之实，逼之以大势，庶乎国家可得而立。臣罪戾之馀，一意养亲，深不欲论天下事。顾惟利害至大至重，不忍缄默，以负陛下之知。惟陛下留意」。二月，以大霈复宣奉大夫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，任便居住。公复具劄子曰：「窃惟今日事势处古今之至难，一言以断之，在陛下强勉图事而已。陛下进而有为，则其权在我，且顺天下之心。间虽龃龉，终有莫大之福。陛下退而不为，则其权在敌，且怫天下之心。今虽幸安，后将有莫大之忧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，在我者心不可失。外徇敌国，内罹实害，智者所不为也。仰惟圣慈深计审虑，茂图大业，永福元元」。又自作谢表云：「敢不专精道学，黾勉身修。求以事亲，方谨晨昏之养；庶几报国，敢忘药石之规」？视此，则公许国之忠为如何哉！居旬日，又具劄子曰：「自陛下回驻临安，甫阅岁时，圣心之所经营，朝论之所商榷，专意和议，庶几休息，莫不幸其将成矣。臣尝不寐以思，屈指而计，虏人与我雠衅之深，设心措意，果欲存吾之国乎？抑愿其委靡而遂亡也？臣意其力弱未暇，姑借和以怠我之心。势盛有馀，将求故以乘吾之隙。理既甚明，事又易见，然则纷纷异议可端拱而决矣。料虏上策，还梓宫、复母后，舆地来归，不失前约，结欢笃好，以怠我师。迟之数年，兵无战意，然后遣一介之使，持意外之诏，假如变置大臣，更立妃后，将何以塞请？虏出中策，则必重邀求、责微礼，失约爽信，近在期年，中原之地，将有所付。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颢者，尚庶几于前。虏出下策，怒而兴师，直临江表，势似可愕，而天下之乱或从此而定矣」。是月，复资政殿大学士、知福州，兼福建路安抚大使。公以太夫人念乡，不欲东去，力辞至再三。四月，公念前论讲和事未蒙开纳，又具劄子曰：「窃惟陛下建炎初载尝历大艰，天意至深，益彰圣德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鉴。伏愿亟收人心，务振士气，权势专制，操纵自我，外之丑虏，曷发敢侮之谋？内之群帅，益坚尽节之志。天下国家，我所自定；宋之社稷，永永无穷。夫理有近利，亦有深忧。有天下者，当审机会、度人情、断大义，持柄握权，不以与敌。腐儒寡能远见，事至而悔，将何及焉？况夫今日事机尚可，因权适变，速于救药。惟望圣慈断以无疑，则天下幸甚」！八月，闻虏遣使来，以诏谕为名，则又具奏曰：「臣近者累输瞽说，仰渎圣明，诚以忧君过虑，不能自息。窃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废，有与必有夺。虏以诏谕为名，持废置与夺之大柄。且其蓄谋起虑，欲以沮人心、夺士气而坐倾吾国。臣之所忧，不但目前也。刘先主曰济大事以人心为本，此存亡之大计。愿陛下考臣前后所奏，留神毋忽焉」。福州之命既累辞不获，公念时事多虞，惟在近或可以补报万一，遂受命而东。九月至闽中，闽素号健讼难治，公谓人心一也，正由临民者先有逆诈亿不信之心，是以不能感格。入境，一切谕以义理，饬守令诚意民事，令乡里长老知书者率劝后生，及彊悍者无为乡党羞，民皆感仰。每出，观者至升屋登木如堵墙。十年正月，上遣中使抚问，公附奏谢，且曰：「愿陛下全养精神，刚大志气，惟果惟断，见几见微，察彊弱于言辞之际，转祸福于谈笑之间，无使噬脐，为天下笑」。时虏中变盟约，复取河南。公奏曰：「臣窃念自群下决回銮之议，国势不振，事机之会失者再三。向使虏出上策，还梓宫，归两殿，供须一无所请，宗族随而尽南，则我德虏必深，和议不拔，人心懈怠，国势寖微。异时衅端卒发，何以支持？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。今幸上天警悟，虏怀反复，士气尚可作，人心尚可回。愿因权制变，转祸为福，用天下之英才，据天下之要势，夺敌之心，振我之气。措置一定，大勋可集。臣又有臆见，当燕山新复，朝廷恃郭药师为固。一旦丑虏败盟，药师先叛。何则？卖国无耻之人，本无它长，难与共事。愿陛下每以为鉴，制御于早无忽」。继闻淮上有警，连以边计奏知，又条画海道舟舡利害。上嘉公之忠，遣中使奖谕。公时大治海舟至千艘，为直指山东之计，以俟朝命。在郡细大之务必躬必亲，人人感悦，和气薰然，讼事清简。山海之寇招捕无馀，间引秀士与之讲论，闽人化之。十一年三月，刘锜大破兀术于顺昌。锜本晚出，公一见关陕，奇之，即付以事任，锜亦感慨自立。公归，荐之上，谓锜才识诸将莫及。而一时辈流嫉其材能出己右，百计沮遏。公既平湖寇，即荐知岳州。已而召赴行在，左右扶持，付以王彦军，且擢为骑帅。至是，锜竟以所部成大功。方欲进兵乘虏虚，而桧召锜还矣。锜还朝，上见之，首曰：「张某可谓知人」。桧遣郎官盖谅来讽公，使附其议，当即引公为枢密使。公答桧书历言和不可成，虏不可纵，且面为谅言。谅归，桧怒。时幕将等归自虏，朝廷复遣刘光远等奉使，而公亦力请祠奉亲矣。十一月，除检校少傅、崇信节度使，充万寿观使，免奉朝请。去福之日，军民送者咨嗟号泣，相属于道。公以蜀远朝廷，不欲径归，遂奉太夫人寓长沙。十二年，太母鸾辂来归，制封公和国公，具劄子以贺，且曰：「与或为取，安必虑危。夫惟务农而彊兵，乃可立国而禦侮。愿勤圣虑，终究远图」。公恐太夫人念归，乃即长沙城之南为屋六十楹以奉色养，太夫人安焉。筑堂榜曰「尽心」，亲为之记，大意欲益求所以尽心于君亲者。居间玩意六经，考诸史治乱得失，益思前事之机微，忧时之志，一饭未尝忘也。桧既外交仇雠，罔上自肆，恶嫉正论，讳言兵事，自以为时已太平，日为浮文侈靡，愚弄天下，独忌公甚。中丞万俟卨希桧旨，论公卜宅僭拟，至仿五凤建楼，上不以为然。桧遣朝士吴秉信以使事至湖南，有所案验，且以官爵诱之。秉信造公，见其居不过中人常产可办，不觉叹息，反密以桧意告公而归，且奏其实。桧黜秉信。十六年，公念桧欺君误国，使灾异数见，彗出西方，欲力论时事，以悟上意。又念太夫人年高，言之必致祸，恐不能堪。太夫人觉公形瘠，问故。公具言所以，太夫人诵先雍公绍圣初对方正策之词曰：「臣宁言而死于斧钺，不忍不言而负陛下」，至再至三，公意遂决。乃言曰：「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图非常之报，拯焚溺之急者乏徐缓之音。窃惟当今事势，譬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，不决不止。决迟则祸大而难测，决速则祸轻而易治。惟陛下谋之于心，断之以独，谨察情伪，豫备仓卒。犹之弈棋，分据要害，审思详处，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势，庶几社稷有安全之理。不然，日复一日，后将噬脐，异时以国与敌者反归罪正议。此臣所以食不下咽，不能一夕安也。傥非陛下圣德在人，获天地之祐，承祖宗之庆，有以照察其心，臣亦何所逃罪」？事下三省，桧大怒。时公又以天申节手写《尚书·无逸》篇具劄子为贺曰：「臣尝潜心圣人之经，有可以取必于天，膺大福，获大寿，决然无疑者，辄输丹诚，为陛下献。臣伏考周公《无逸》篇，商王中宗『严恭寅畏天命，自度治民祗惧，不敢荒宁』。高宗『嘉靖商邦，至于小大，无时或怨』。周文王『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用咸和万民』，『不敢盘于游田，以庶邦惟正之供』。三君者，非独身享安荣，而有国长久，后世莫加焉。商自祖甲之后，立王生则逸，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不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之从。是以罔或克寿，或十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。天道昭然，其应如响。古之圣人以一身莅天下，惠泽四海，无不如意，未尝少有忧惧退怯之怀。凡以天道可必，吾无愧歉于心而已。臣不胜臣子祝颂之诚，愿陛下兢兢业业，勉之又勉，永坚此心，以奉天道。天之所以报吾君者，宜如何哉」！七月，桧命台谏论公，章四上。上以特进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连州居住。樊川周绩者，气义人也。自公贬永，即来相从。公帅福唐，辟为属。公来长沙，绩亦从居焉。桧累书招绩不得，恨之，乃谓公与绩诽谤时事，亦削绩官，窜封州。公被命即行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，独挈子侄往。太夫人送之曰：「汝无愧矣，勉读圣人书，无以家为念」。公至贬所，月一再遣人至太夫人所。日夕读《易》，精思大旨，述之于编，亲教授其子栻。连为州，景物甚胜，暇即策杖游历。连人爱重公，争持肴果以迎，所至必为曲留终日。时桧益肆凶焰，迁谪者不绝于道，四方观望。公处之恬然，形气益充实，太夫人亦安居长沙。公在连作《四德铭》以示其人曰：「忠则顺天，孝则生福，勤则业进，俭则心逸」。连人相与镵之于石，家传人诵焉。己巳岁，岭南瘴疫大作，日色昼昏。官于连者，自太守而下死凡数人，郡人无不被疾，哭声连巷，乡落至有绝爨者。公和药拯之，病者来请，日至千馀人。惟公家下至仆厮无一人告病，过者咨叹，莫不以为天相忠诚也。居连凡四年，二十年九月，移永州。湖湘之人见公归，喜甚，争出迎。望见公所养胜前，退皆叹息相贺。公遣人迎太夫人，以次年四月至永，母子相见，彊健如初。永旧所尝居，人情尤相安，而公兄徽猷公遽以疾终。方公官于朝及在贬，徽猷公常留太夫人左右，悦适其意，太夫人钟爱之。至是悲恻殆不能为怀，虽公解释备至，太夫人亦年高多疾矣。盖公去国至是几二十年，退然自修，若无能者。而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，武夫健将言公者咨嗟太息，至小儿妇女，亦知天下有张都督也。虏人惮公尤甚，岁时使至虏中，其主必问公安在。方约和时，誓书有「不得辄更易大臣」之语，盖惧公复用云。至是秦桧宠位既极，老病日侵，鄙夫患失之心无所不至，无君之迹显然著见。意欲先剪除海内贤士大夫，然后肆其所为。尤惮公为正论宗主，使己不得安，欲亟加害，命台臣王珉、徐哲辈有所弹劾，语必及公。至弹知洪州张宗元文，始谓公国贼，必欲杀之。有张柄者，尝奏请令桧乘金根车，其死党也，即擢知潭州。汪召锡者，娶桧兄女，尝告讦赵令衿，遣为湖南提举官，俾共图公。又使张常先治张宗元狱，株连及公。以为未足，又捕赵鼎子汾下大理狱，备极惨酷，考掠无全肤，令自诬与公及李光、胡寅等谋大逆。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，桧所恶者，皆与狱上。会桧病笃，不能书判以死。时绍兴二十有五年也。上始复亲庶务，先勒桧子熺致仕，尽斥群凶，公迹稍安，而太夫人遽薨。有旨复公职观文殿大学士，除判洪州，公已在苫块矣。哀苦扶护，以治命当归葬雍公之兆，奏请俟命长沙。独念天下事二十年为桧所败坏，人心士气委靡销铄，政事无纲，边备荡弛，幸其一旦陨毙，当汲汲惟新令图，而未见所以慰人望者。且闻完颜亮篡立，势已骄豪，必将妄举，可为寒心。自惟大臣义同休戚，不敢以居丧为嫌，五月，具劄子曰：「臣夙负大罪，自谓必死瘴疠之地。仰惟陛下优容之，矜怜之，保全之，死骨复生，尽出圣神之造。自今以往，皆已死之日，而陛下实生之。臣今虽居苫块中，安敢恝然遂忘陛下恩德，且顾惜一己而默不出一言，庶几有补万一哉？惟陛下察其用心，恕之而已。臣闻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圣，莫不欲其主之名显日月，功盖宇宙。彼知夫国家安荣，则其身亦与有安荣，故犯颜逆指而不敢辞也。奸臣不然，惟利是图，不复它恤。导君于非，使重失天下之心，而阴肆其邪志。始则曲意媚顺，而欺蔽人主之聪明，终则专事擅权，而潜移生杀之大柄。迹其包藏，有不可胜言者矣。然而身灭家亡，族覆世绝，见于史册，历历可考。天下后世视之，曾犬豕之不若。彼诚果何所利耶？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。日者陛下法乾之刚而用以沉潜，施设中几，天下四夷孰不畏服？是臣可言之秋也。臣疏远，不复预闻朝廷几事，而伏自思念今日事势极矣，陛下将拱手而听其自然乎？抑将外存其名而博谋密计，求所以为长久欤？臣诚过虑，以为自此数年之后，民力益竭，财用益乏，士卒益老，人心益离，忠臣烈将沦亡殆尽，内忧外患相仍而起，陛下将何以为策？方祖宗盛时，尝与虏通和，惟力敌势均，而国家取兵于西北，取财于天下，文武之才世不乏人，是故得以持久。而百四十年之后，靖康大变，事出不意，祸乱之大，亘古所无。论者犹恨夫恃和为安而不自治之失。今天下几何？譬之中人之家，盗据其堂，安居饱食其间，而朝夕阴伺吾隙，一日之间，其舍我乎。然则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图于此时也。或谓虏尝有弑立之举，夫弑立之人，天地所不容，人情所甚恶。诚能任贤选能，修德立政，断然为吾之所当为，口不绝和而实以势临之，彼必有瓦解之忧。借使虏不量度，轻为举动，第坚壁清野以持之，明示逆顺，其众自离，虏之危亡可立而待。何则？人心必不肯附逆而忘顺。假之五七年，而虏之君臣之分定，彼国有人得柄用事，虽有贤智，莫知为陛下计矣。愿陛下精思审谋，无忘朝夕，无使真有噬脐之叹。夫约和衰弱之时，谓不能久，而彊虏之变荐生于内，是天赞陛下。违天不祥，陛下其承之！臣闻人主之俯仰天地间，所以自立其身者，不过『忠孝』二字。此天下之大义，不可须臾少忽也。而臣行负神明，孤苦馀生，亲养已无所施矣。事有大义所当为者，不过尽忠于陛下。顾虽头目手足有可捐弃而为陛下用者，所不当顾惜。而况亲逢圣明，极力保全，恩德至大，使臣有怀私顾己、匿情虑祸之心，则是陛下不负臣，臣实负陛下，天地鬼神，其肯容之哉！是以不顾嫌疑，不避鼎镬，不恤谗毁，为陛下陈之。陛下勿谓军民之心为可忽，忠良之言为可弃。夫治天下譬如槃水，一决而溃，有不可收拾者矣。陛下其念之哉。臣行年六十，死亡无日，非若纷纷互持和战之说，惟恐其说之不胜而身之不获用，贪目前之得，忽久远之图。臣知为陛下国家计耳。陛下安荣，臣亦预有安荣，臣之自谋，亦岂有不审耶？幸未即陨，得终礼制。陛下不以臣为愚而卒弃之，愿陛下许臣居严、婺间，优游养痾，为陛下谋画心腹之臣，以毕愚尽忠，庶几有补万一。臣之志愿足矣。惟陛下廓乾坤之度，以精求天下之贤，无忘祖宗国家之耻，父兄宗族之雠，盛德大业，昭著后世，臣犹幸及见之」。继被朝命，以太夫人之丧归蜀。八月，行至荆南，会以星变诏求直言。公念虏数年间势决求衅用兵，吾方溺于宴安，谓虏可信，荡然无备，沈该、万俟卨据相位，尤不厌天下望，朝廷益轻。顾伏在苫块，经历险阻，死亡无日，不得为上终言之，怀不自安，乃复奏曰：「臣受陛下更生大恩，今至忧迫身，涉险万里，常恐一旦死填沟壑，终无以仰报万一。思以展尽所怀，瞑目无憾。臣尝病世儒牵于战和异同之说，而不知实为一事。或者窃儒为奸，不知经史之心，切切焉利禄是图，而有以欺惑陛下之听也。又其甚，则大奸大恶挟虏怀贰，以自封殖其家，簧鼓曲说，愚弄天下，敢毕陈之。臣闻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而天地生物之功，本于秋冬。盖非严凝之于秋冬，则无以敷荣之于春夏。然则秋冬之严凝，乃生物之基也。在《萃》之象曰：『除戎器，戒不虞』。《泰》之九二爻辞曰：『包荒用冯河』。泰萃之世，圣人谨于武备如此，谓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。况时方艰难，而可忽略不省，启大祸于后，反谓是为得哉？若夫一时之和，则亦圣贤生利天下之权矣。商汤事葛矣而终灭葛，《书》曰：『汤一征自葛始』；周太王避狄矣，筑室于岐，未几谋以却敌，《诗》曰：『乃立冢土，戎丑攸行』；文王事昆夷矣，卒伐之，《诗》曰『昆夷駾矣，维其喙矣』；越勾践事吴矣，坐薪尝胆，竟以破吴，《越语》曰『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』。彼皆翕之乎始而张之乎终，汲汲乎德政修立而以生利为心，未尝恃和为安，自乐其身而已也。汉高祖与项羽和，羽归太公，吕后割鸿沟以西为汉，东为楚。良、平进言：『今楚兵罢食，尽释而弗击，是养虎自遗患也』。汉王从之，卒成大业。汉文帝与匈奴和，曾无间岁之宁。汉文全有天下，谓可和以息民。方是时，百姓犹不免侵凌之苦，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。其后单于来朝，汉三百年间用以无事。唐太宗初定天下，有渭上之盟。未几，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，犁其庭，系其酋，海内始安焉。兹岂非以和为权而亦得之哉？若夫石晋之有天下则不然，取之非其道，谋之非其人。桑维翰始终于和，其言曰：『愿训农习战，养兵息民，俟国无内忧，民有馀力，观衅而动，动无不成』。若有深谋者。然考其君臣所为，名实不孚于上下。朝廷之上，专务姑息，赏罚失章，施设缪戾，权移于下，政私于上，无名之献，莫知纪极。一时用事方镇之臣，往往昏于酒色，厚于赋歛，果于诛戮以害于百姓，朝廷莫知所以御之。所谓训农习战，养兵息民，略无实事。维翰所陈，殆为空言，姑欲信其当时必和之说以偷安窃位而已。契丹窥见其心，谓晋无人，须求凌侮，日甚一日。后嗣不胜其忿，始用景延广之议，侥倖以战，而不知其荒淫怠傲，失德非一日，天下之心已离，天下之势已去，天下之财已匮。延广不学，不知行圣贤之权，亟思所以复其心、立其势、彊其国，急于兵战之争，事穷势极，数万之师无一夫为之发矢北向者，至今为天下嗤笑。言君臣委靡不振，服役夷狄者，必曰石晋云。仰惟陛下聪明圣智，孝心纯一，即位以来，简用实才，虏人闻风而畏之，于是有议和之事。陛下以太母为重，且幸徽宗皇帝梓宫之亟还，和之权也。不幸用事之臣贪天之功，肆意利欲，乃欲剪除忠良，以听命于虏，而阴蓄其邪心。方国家间暇之时，怠傲是图，德政俱废，而专于异己之去，意果安在哉？夫虏日夕所愿望者，欲我之忠良沦没耳，欲我之尽失天下之心耳，欲我之将士解体，其气不复振作耳，欲我之怀于宴安以甘于酖毒耳。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毕为之，不几乎与虏为地欤？身死之日，天下酌酒相庆，不约而同。下至田夫野老，莫不以手加额。其背天逆人，不忠于君，而天下之心重恶之如此。且彼曾不思虏之于我，其爱之而和乎？其有馀力而肯和乎？其国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？其欲图之于后而和乎？臣谓虏有大雠大怨，不可复合，譬夫一叶之分。今日之和，必其酋帅携离，人心睽异，姑为此举，以息目前。而图回江淮以去除后患之心，其中未尝一日忘也。惜夫昏庸奸贼之人豢于富贵，闇于政事，曾无尺寸之效以上报于国家，毫发之惠以下及于百姓，分列党与，布在要郡，聚歛珍货，独厚私室，为身谋，为子孙谋，而不知为陛下谋，不知为国家天下谋，坐失事机者二十馀年，误陛下社稷大事。有识之士，谁不痛心？且夫贤才不用，政事不修，形势不立，而专欲责成受命于虏，适足以启轻侮之心而正堕其计中。鲁仲连所谓『彼将有所予夺，梁王安得晏然乎』，而甚可痛恨者也。敌国之人何自而畏？敌国之心何自而服？敌国之难何自而成？迟以岁月，百姓离心，将士丧气，亦危亡而已矣。臣愿陛下鉴石晋之败而法商汤、周太王、文王之心，用越勾践之谋，考唐、汉四君之事，以保图社稷。深思大计，复人心，张国势，立政事，以观机会。未绝其和，而遣一介之使与之分别曲直逆顺之理，事必有成。臣不孝之身，亲养已绝，含毒忍死，其亡无日，徒能为陛下言之而已。又伏思祖宗之德在天下，至大至厚，太平之治，多历年所，三代盛时，有不能及。恭惟皇帝陛下禀乾刚之资，辅以缉熙之学，何为而不成？何治而不致？愿陛下充其志气，扩其聪明，必使清明在躬，如太虚然，惟是之从，以选贤才，以修德政，以大基业，天下幸甚」！又以所著《否》、《泰》卦解义进之，奏曰：「臣往待罪相位，陛下赐臣亲书《周易》《否》、《泰》二卦辞。其后臣谪居连山，益远天日，葵倾之心，不能自已。遇朔望，必取再拜伏读。窃不自揆，为二卦训释。久欲献之，以备乙鉴，而负罪积畏，无路上达。今谨缮写，昧死以进。顾坐井之见，岂足以仰补万一？惟臣子爱君之诚，则不能自已焉。窃惟《易》谨君子小人之辨，而二卦则其效之尤深切著明者也。其事则本诸一心，惟陛下留神」。上付前奏三省，宰执沈该、万俟卨、汤思退等见之大怒，以为虏初未有衅，岁时通问，不翅如胶漆，而公所奏，乃若祸在年岁者，或笑以为狂。台谏汤鹏举、凌哲闻之，章疏交上，谓公方归蜀，恐摇动远方。有旨复令永州居住，候服阕日取旨。公自扶护西归，抵绵竹，即卜日治太夫人葬，附雍公之兆。宾客纷至，自朝及夕，哭泣应接不少倦。子侄交谏尊年不宜致毁，而公孝诚自天，不能已也。太夫人既葬十日而谪命至，且有朝旨促迫甚急。公即日就道，服阕得旨，落职，以本官奉祠，居永。公自为表谢曰：「念君臣虽分于异势，而利害寔系于同舟」。其忧国之诚拳拳不舍盖如此云。公自是不复接宾客，日䌷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，各为之说，夜则阅司马氏《通鉴》。如是者又四年，而宇文夫人亦终焉。自庚辰秋冬，朝廷颇闻虏有异志，公卿大夫下至军民无不内怀岌岌，日愿公还相位，表疏不绝。三十一年春，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。时临安积阴，命下之日，廓然清明，上下欣悦。公归至潭。五月，奉钦宗讳，号恸至不能食。又闻虏有嫚书，不胜痛愤，上奏曰：「孝慈皇帝讣自北来，又闻逆虏兵动，凡为臣子，孰不痛愤？臣往叨任使，孤负眷知。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无所逃罪。臣又度今日虏势决无但已，九月十月之间，必有所向。愿陛下与大臣计议，早定必守必战之策，上安社稷」。未几而亮兵大入，中外震动。十月，复公观文殿大学士、判潭州。时虏骑跳梁两淮，王权兵溃，刘锜引归镇江，两淮之人奔迸南来，沿江百姓荷担而立。遂改命公判建康府、兼行宫留守，金书疾置，敦促甚遽。长沙在远，传闻不一，人人危惧。公被命明日，即首途曰：「吾君方忧危，臣子之职，戴星而趋，犹恐其缓」。至岳阳，遇大雪，亟买小舟，冒风涛、泛长江而下，且欲经历诸屯，慰接将士。未至鄂，有士大夫自江东来者云：「虏焚北采石，烟炎涨天，南岸人不复可立，公毋庸进也」。公愀然曰：「某被命即携二子来，正欲赴君父之急。今无所问，惟直前求乘舆所在耳」。长江是时无一舟行，独公以小舟径下，遭大风几殆。北岸又近虏兵，从者忧惴甚，公不少顾。过池阳，闻亮被杀，然馀众犹二万屯和州。李显忠兵在沙上，公渡江往劳，以建康激赏犒之。一军见公，以为从天而下，驩呼增气。虏谍报惴恐，一二日遁去。显忠乘士气锐追之，多所俘获。公至建康，奏乞车驾早来临幸。闻已进发，乃督官属治具，不半月而办，风采隐然，军民恃以安。上至建康，公迎见道左。卫士见公，至以手加额，无不喜公复用，而悲公久处瘴疠，形容之瘠也。车驾入行宫，首引公见，问劳再四。公顿首谢上更生骨肉之赐，且曰：「方秦桧盛时，非陛下力赐保全，无此身矣」。上亦为之惨然曰：「桧之为人，既忌且妒」。后六日，再引对，公奏：「国家譬如人之一身，必元气充实，然后邪不能干。朝廷，元气也。今邪气得以干犯，必是元气之弱，或汗或下。邪气固暂退，然元气不壮，邪再干之，恐难胜任。用人才、修政事、治甲兵、惜财用，此皆壮元气之道」。上改容开纳。时车驾将还临安，欲付公以江淮之事。已而中止，更留御营宿卫使杨存中，俾专措置。临发，复引公对。公奏：「陛下当京城阽危之际，毅然请使不测之虏，后复受任开元帅府，以孤军当虏锋。当是时，不知陛下之心还知有祸福生死否」？上曰：「朕尔时一心家国，岂知有祸福？岂知有死生」？对曰：「是心乃天心也。愿陛下试反此心而扩充之，何畏乎虏贼」？上首肯焉，且劳公曰：「朕待卿如骨肉，卿在此，朕无北顾之忧矣。卿久在谪籍，闻甚清贫，郊祀合得奏荐及封邑当尽以还卿」。继遣内侍赐公黄金及象筦笔，公皇恐不敢辞。秦桧二十年间所以谮公者无所不至，有臣子所不忍闻者。独赖上主张，不至死地。至是上见公辞和气平，无淹滞之叹，而温乎忠爱之诚，为之感动，对辅臣嘉美再三。车驾既还，或有劝公求去者。公念旧臣它无在者，而国家多虞之际，人心尤以己之去就为安危，不忍舍而远去。日治府事，细大必亲。时虏骑虽去，人情未安，朝廷赖公屹然增重。两淮之兵渡江归息，而奔走疮痍之馀，重以疫疠，自三衙诸军皆留建康，死者日数十人。公亲为分课医工，置历诊候，自帅司给药饵及它费，遣官属监示。至日暮，公亲视历，考其勤惰得失而赏罚之，全活甚众。四月，杨存中罢。公被旨兼措置两淮，继兼节制建康、镇江府、江、池州、江阴军驻屯军马。时虏以十万众围海州甚急，镇江都统制张子盖提兵在淮上，欲前救。闻当受公节制，士气十倍。而公受命之日，亦即为书抵子盖，勉以功名，令出奇乘虏弊。子盖率兵力战，大破虏众，得脱归者无几。公谓去岁淮上诸军奏功例不以实，有功者摈不录，而庖人厮役悉沾滥赏，轻名器、耗财用、乱纪纲，使军士不复知所劝激。奏：「今海州上功当有以深革其弊，使可为后法」。于是令诸大将战胜则命统制官以下至旗头押拥队公共保明，限三日申。稍有缪伪，重寘典宪。公德威表著，将士望风畏爱。至是复总兵权，当军政二十年废弛之后，问疾痛、恤劳苦、抚孤遗、禁刻剥，勉将士俾知忠顺，于是人人勉励，慨然有趋事赴功之志。公念军籍日益凋寡，中原之人久困腥膻，思慕我宋，欲因兹时，乘虏事力未彊，顿兵淮甸要处，以招集忠义来归之人，内以壮军势，实旷土，外以詟虏情，系人心。奏曰：「虏人退兵之后，士马物故几半，饮马长江之志固未敢萌也。而用事群酋人各有心，日夜备具，似有欲窥淮甸之谋。先事预图，理不可缓。我之甲兵方之西北之士，所存无几，而又去岁捍禦大敌，伤折逃亡，继以病死十亦四五，马固同之。以今岁事力比量酌度，夫人而知其为弱也。议者或欲弭兵息民，以治在我，此说近是也。诚恐虏之图事未肯但已，一旦仓卒，何以待之？又况补集将士，必资西北之人，能战忍苦，方为可仗。然则乘机及时，内坚守备，外疑敌心，左牵右制，使之首尾奔趋，人情摇动，斯为成算，不可忽也。淮甸要处，我不先图，异日彊虏起侮渡淮，先据形势，则事有难处者矣」。又奏曰：「臣体访得东北今岁蝗虫大作，米价踊贵，中原之人极艰于食。欲乞朝廷或拨米粮，或钱物，付臣措置，招来吾人。人心既归，虏势自屈」。公又以淮楚之人自古可用，乘其困扰之后，当收以为兵，又奏曰：「两淮之人素称彊力，而淮北义兵尤为忠劲，困于虏毒亦已甚矣。雠虏欲报之心，盖未尝一日忘也。特部分未严，器甲不备，虽有赤心，不能成事。自彊虏恣为残虐，十室九空，皇皇夹淮，各无所归。臣恐一旦奸夫鼓率，千百为群，别致生事。谓可因其愤嫉无聊之心而招集之，欲置御前万弩营，募民彊壮、年十八以上、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，并不刺臂面，以御前彊弩效用为名，各给文帖，书写乡贯、居住之处及颜貌、年甲、姓名，令五人结一保，两保为一甲，十甲为一队，递相委保，有功同赏，有罪同罚。于建康府置营寨安泊」。诏皆从公请。公即下令曰：「两淮比年累被荼毒，父子兄弟夫妇杀伤虏掠，不能相保。今议为必守之计，复耻雪怨，人心所同。有愿充者，宜相率应募。至于淮北久被涂炭，素怀忠义，欲报国恩，亦当来归，共建勋业」。于是两淮之人欣然愿就，率皆彊勇可用。公亲训抚之，又奏差陈敏为统制。敏起微贱，声迹未振。公擢于困废中，感激尽力图报，未几成军。方召募之初，浮言鼓动，欲败成绩。数月间，来应者不绝，众论始定。公谓虏长于骑，我长于步，制步莫如弩，卫弩莫如车，乃令敏专制弩治车。又谓三国以后，自北窥南，未有不由清河、涡口两道以舟运粮。盖淮北广衍，粮舟不出于淮，则惧清野无所得，有坐困之势。于是东屯盱眙、楚、泗以振清河，西屯濠、寿以扼涡、颍，大兵进临，声势连接，人心毕归，精兵可集。即具奏言之。又乞多募福建海船，由东海以窥登、莱，由清河窥淮阳。有旨下福建选募。张子盖自镇江来谒，公与之语，见其智识过人，谋虑精审，与图规取山东之计。奏子盖才勇而性刚气直，愿优容之。且乞益以精甲，资以财用，俾屯江淮，措置招来。会今上即位，公首奏建康行宫当罢工役华采之事，据今所营，足备临幸。有诏从之。

临川有隐君子，曰溪堂先生谢君，名逸，字无逸，与其弟竹友先生名薖，字幼槃，俱学诗于黄太史氏，而以清介廉节有闻于时。然皆不遇以死，是以独以其诗行于四方，而其行业之懿，则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详焉，是可叹已。竹友之子曰敏行，字长讷，自号中隐居士，娶季氏，生子曰源，字资深，始以进士得官，为文林郎、邵武军邵武县丞。且以庆恩，得封其母为太安人，盖将有以大其门者。而不幸以卒，识者莫不伤之。资深自幼日诵数千言，少长受经属文，有声庠塾间。士大夫之贤者来临川，闻其名莫不延致而宾礼之。再试礼部中第，宰相以两先生故，不使从吏部选，言于上，以为建昌军学教授。居官静重有守，然事有当为，亦不惮改革也。尝祠其乡之贤者五人于学，以劝诸生，而故刘侍郎季高为之记。秩满，诸生相率状其行治，扣漕台请留之。使者知其贤，顾法不可，因相与荐之，得稍迁秩，复教授江州州学。未行，遭父丧。终制，调隆兴府南昌县丞。会李侍郎仁甫将漕江西，披辑旧闻，以修一路图经，于官属中独以资深为可与于此者，又与诸使者共荐之。尝行邑事岁馀，属帅守以聚歛为急，诸邑奉承唯谨，而资深独无所屈，常叹曰：「迫贫民以奉上官，吾弗忍为也」。帅守以是于资深独不悦，而邑人深德之。既去，父兄子弟相与送之，数里不绝。帅守愧叹，亟以荐书追而与之。诣曹校考，当改京秩。会举将有故不果，遂来邵武。当路者多知其贤，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，又率同列交荐。章下而资深已病不起矣，时年五十有八，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。资深天资浑厚，人少见其喜怒。未第时，敩学以奉甘旨。教抚弟妹而婚嫁之，乡党称其孝友。家世清贫，独有园廛数亩，中隐君既以其号榜之。至资深，虽从官，然于生产亦不能有所增益，独葺此园，筑室其间，杂莳花木蔬果桑竹，暇日挟册吟哦其间。虽饭疏饮水，不自知其有不足也。其诗秀润和雅，有二祖风致。存者百馀篇，号《空斋诗稿》云。资深娶同郡黄氏，生三男五女。男曰枢，曰机，曰椿。女所适曰严享甫，曰饶祁，馀未有行也。资深在邵武时，尝以檄书便道过我。予雅闻资深名，一见即知其长者。既去，游武夷山水间，得予所结庐处，复留诗见属。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辈无惭也。顾未及酬而闻其讣，又以病不能往吊。今枢等既葬资深中隐君墓之侧，而以书奉资深亲友吴君炳若之状来请铭。时予方病，欲谢不能，又念资深前日赋诗相属之意不可以终莫之偿也，乃为之铭。铭曰：

惟君家，世隐沦。载其德，之后人。君承之，势欲振。涂未半，陨厥身。藏于斯，从隐君。陵为谷，订此文。